《决策》专访安徽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倪玉平

“小税大义”

《决策》：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这部税法的特殊意义在哪里？环保税开征后，又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深刻影响？

倪玉平：《环境保护税法》是中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第一部单行税法。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体现绿色税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税收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现行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等都融入了环保理念，对环境保护给予税收支持，部分体现出绿色功能。而环境保护税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型环境税，立法宗旨即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保护税单从税额上看，并不是一个大税种，但是它具有“小税大义”的深刻意义。

第一，有高度、有力度。排污费改成环保税，由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高度，强化征收的法律效力，加大法律惩戒力度，有利于解决以往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地方干预等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的环保意识和遵从度，强化企业治污减排的责任。

第二，有激励、有约束。税收的调节功能发挥，实现不同企业的“分化”，倒逼企业重新计算生产的环境成本，鼓励企业探索和利用节能环保技术，实现清洁生产，进而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质量效益型和科技先导型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

此外，跳出单一的生态意义，通过“清费立税”，也有利于规范政府分配秩序，优化财政收入结构，强化预算约束。

落地安徽

《决策》：《环境保护税法》中有哪些关键点值得关注？要实现环境保护税在安徽的落地生根，前期需要做哪些充分的准备？

倪玉平：我认为《环境保护税法》中有两个信息点非常关键。

第一，赋权。它给予地方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将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具体适用税额的确定和调整权限下放给地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在一定幅度内制定。

第二，共治。它是我国第一部明确将部门协作写入税法中的税种，在不长的篇幅中，多次提到相关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推进。

实际上，以上两个特殊之处也为我们做好开征准备确定了重要方向。为保证环境保护税的顺利开征，安徽省地税局及早谋划，注重集成，统筹推进，有力有序地做好各项开征准备工作。

去年6月，我们建立了“横向联合、纵向统一”的联席会议制度。横向上，与省财政、环保部门密切合作，明确关键任务，既分工又协作。纵向上，做好统筹安排，制作工作路线图，成立各级领导小组，及时下发指导意见，确保省、市、县“一条线”推进。

此外，全省各级地税机关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和总局工作部署安排，对排污费征管现状、不同行业污染企业情况进行全面摸底。结合落实省委省政府“四送一服”双千工程，深入80余家重点污染企业，征求对环保税开征工作的建议。掌握第一手调研资料，加强各项指标数据的统计分析，认真研判费改税对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提出我省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适用税额标准分别为每污染当量1.2元和1.4元。针对《实施条例》和表证单书及业务需求，累计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50余条建设性意见。

地税作为

《决策》：作为绿色税制代表的环保税在实施过程中的最大难点是什么？地税部门将如何接过环保税征收的接力棒，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挥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税力量？

倪玉平：环境保护税最大的挑战是税收征管环节。其计税依据不是传统的财务数据，而是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和污染当量值折算的污染当量数，这些数据的收集依赖于专门的技术设备和监测手段，超出地税机关的单独管理和地税干部的知识能力范畴。

当然，困难多，办法更多。地税部门要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工作做在实处，在推动绿色发展中积极作为。特别是收费和征税两套系统的转换，并不是简单“移交”，而是牵涉各方面、各环节，我们要坚持“四做”，逐一解决问题，确保万无一失。

第一，做实征管。与环保部门密切协作，细化标准，拧紧螺丝，依据“属地识别、市级备案、环保协同”的原则，把纳税人认准，把税源库建实。同时，拟定征管配套制度，把困难和矛盾考虑在前、预防在先。

第二，做强系统。以方便纳税人申报为出发点，建好环保税网报系统，提高申报率和准确度；以征管信息无缝对接为着力点，建好省级环保税涉税信息共享平台，确保全面性、实时性。

第三，做细辅导。对内，深化重点政策培训，统一工作执行标准，夯实操作技能；对纳税人，开展“一对一”辅导，做细环保税税法和条例的解读和辅导，避免误读、误解和误判。

第四，做优机制。整合内部资源，完善上下沟通机制、问题收集和答复机制等，推动全员增强“一盘棋”的大局意识，形成快速反应合力。

地税部门有一套成熟的征管体系，在纳税服务的便捷化和多元化上有坚实基础，我们一定能够在绿色税制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本刊记者 付倩倩

原载于《决策》杂志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