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兼治”论社区减负
栏目:特别策划 |  责任编辑:  |  2014-10-24 16:46:42 |  作者:吴明华 | 来源:决策网
  “不能为减负而减负”

  《决策》: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社区已经到了非减负不可的地步了。现在大家都对社区不满意:上级不满意,认为布置的工作社区做不好;居民对社区服务更不满意;居委会也不满意,觉得自己是“万金油”什么都要做。为什么会这样?

要把社区减负放到体制改革的层面,推动社会治理转变。

要把社区减负放到体制改革的层面,推动社会治理转变。

  向德平:现在社区负担太重,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基本事实。为什么会负担重?过去整个社会是通过单位制来进行管理,随着单位制逐步解体,很多原本由单位承担的职能分化到社区了,包括大量的行政管理事务和社会服务事务。

  于是,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部门都要在社区插一条“腿”。为什么?因为有这个需求。所以,社区事务越来越多,社区工作对象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同时,社区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

  吴亦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万能政府的职能没有转变。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起决定作用,但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政府始终没有认为它需要一个非政府的、社会的、独立的载体运营,仍然把社会事务和行政事务不加区分。所有的政策都要通过社区落实到最底层,这样的体制设计决定社区负担重。

  我们还有一个体制上的局限,就是在职能设置和资源配置上是倒三角形的。越是上层,资源越集中,基层配置的资源很薄弱。负担重因为什么?因为担负的工作任务和相应的资源严重不匹配。

  另外,长期以来存在的官僚主义运作方式和形式主义作风,也是导致社区负担重的原因。

  昌红梅:针对这一情况,铜陵市委、市政府决定在社区开展“三减一加强”(减牌子、减考核、减事务,加强社区党工委建设)专项行动,并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整改任务。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我们不仅是减牌子、减考核、减事务,更是对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一次巩固和深化,是对社区公共服务的一次改进和提升。可以说,这次社区减负实际上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再造和细化。

  《决策》:过去很多地方针对社区减负也做了很多探索,但效果都不明显,为什么社区减负这么难?

  吴亦明:如果是为减负而减负,必然失败。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必然会出现反弹。我们简单地砍掉部门进社区的“腿”,那么该做的事谁来做?是不是社区功能就能很好的发挥了?

  所以,需要体制机制上的突破,真正用法治的思维来解决。宏观层面上说,要修订《居民委员会自治法》;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要转变职能,要明白政府到底应该干什么,摆脱原来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方式。但这些问题需要慢慢去解决。

  史锦平:政府职能转变确实是社区减负最核心的东西。社区减负不是简单的取消行政负担,而是从根本上推动社会治理和政府转型,改变社会建设中以政府主导为主。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政府做不好,也做不了。

  如果社区减负只是取消市区两级的工作事项,而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容易反弹。我们常说的职能部门进社区,是到社区开展工作,而不是让社区去做。所以执政理念上要改变,体制机制上要改变。

  要把社区减负放到体制改革的层面,推动社会治理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从街道入手,转变街道职能,取消经济职能和经济指标考核,将街道从经济发展主力位置上退下来;改变街道运作的机关化,建立直接服务群众的平台,而不是作为政府的管理机构。

  从国家层面来说,也要进行减负,国家层面的社区评比太多了,同时有些权限也要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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