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走了，但他留下了这些

　　据新加坡总理公署23日公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于当天凌晨3时18分点去世，享年91岁。他的离世，让世界为之瞩目。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并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31年。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却依然留任内阁资政。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与另一位前总理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不会出任新内阁任何职务。至此，结束了他长达二十年的资政，连同总理生涯，正式结束在政府内阁长达五十二年的生涯。

　　在李光耀却治理下，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各大国倚重的重要政治力量。李光耀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家，“新加坡国父”。

　　今天，他走了，但他的魅力和执政艺术永远的留下。下面，让小智带着各位看客一起重温李光耀的智慧和领导艺术。

李光耀（资料图）

　　强人政治：小国领袖 世界巨人

　　这位有着狐狸型思想家美誉的政治家一生波澜，治小国却晓天下，是睿智的经济行动派，更是强力的政治领袖。因为极其勤勉的努力和辉煌的成果，在为数百万新加坡人民带来福祉同时，也赢得了无数重要人物的赞誉。

　　奥巴马说，“李光耀是20世纪21世纪亚洲的传奇人物。”乔治•布什说，“我在漫长的公共服务生涯中遇见了许多睿智的能干的人，但没有一个像李光耀这么令人印象深刻。”托尼•布莱尔说，“李光耀是我遇到的最睿智的领导人。”撒切尔夫人说：“担任首相期间，我阅读并分析了李光耀的每一篇讲话稿。他可以透过宣传的迷雾，无比准确地阐释我们时代的问题及解决之道。他从未出错。”——在同时代的政治家中，这种种赞誉的高度几乎只略逊于为全球人权进步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曼德拉。

李光耀与习主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离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那个时代，是强人政治的时代;那个时代，政治强人们面对的是二战后百废待兴的国内局势和刚刚经过复杂调整的地缘政治;那个时代，政治强人不是激进地朝向左，便是决绝地朝向右，不是满怀拥抱西方，就是封闭退守自我。在纵横捭阖之中，是李光耀带领弹丸之地新加坡走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繁荣与稳定，他用英语融合三大族群，用教育和开放带动快速发展，用精英实现高效治理，用儒家稳定社会思潮，用高福利平衡不同阶层，正是在他的手里，新加坡模式，一种崭新的政治经济治理模式被塑造，并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所参考乃至热捧和效仿，他的一生应该称得上：“光彩新加坡，耀亮全世界”。

　　被尊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并非没有争议。身高一米七八，瘦削的体型和温和的气质，这位祖籍广东梅州的客家人后代看起来，并非强人一个。但在新加坡，以果决的判断，坚韧的个性和顽强的手腕进行社会控制的事实，却也让他成为了名噪一时的东亚威权主义最典型的代表政治家。“我一向都认为马基雅维利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即便说这话的时候，律师出身崇尚法治的李光耀仍然彬彬有礼，并不霸气外漏。

　　李光耀自称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只相信相对的自由，他对西方式的民主极尽批评，也看不上社会主义的平等。他说他早已经学会了忽视专家和类似专家的人提出的批评与建议，他也从来没有为民意调查或欢迎度调查而过度忧虑或纠结过，更不在乎新闻媒体具体说什么。作为过去半个世纪精英政治模式下最成功的领导人，他说：“我一向努力做正确的事，但不一定是政治上正确的事。” 然而，必须注意，固执己见却又极度自省的李光耀，也曾经如此评价追随者模仿者和那些几乎和他一样自负的领导人：“有时，他们会沦为傲慢与过度自信的牺牲品;有时，他们会在变革契机到来时与这种失之交臂。”

　　今天，作为中国人，我们第一时间纪念“从未出错”的强人李光耀，当然不只因为他在自己的祖国新加坡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更在于他与中国长达半个世纪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作为一个成功的实用主义者，他是三代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他最崇拜的三个政治家中，邓小平位居第二，另外两位是戴高乐和丘吉尔，都是强人。事实上，他的治国思想在过去三十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习近平也曾经如此评价他：“李光耀是我们尊敬的长者。迄今，他依然不懈地推进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我对他满怀敬重之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们双边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

　　给予习近平“曼德拉级别人物”期待的长者李光耀，显然是外国领导人里最懂中国的。他说：“中国与其他的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在今天“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道路上急行的中国，李光耀的更多提醒像点穴那样精准，他说过的其中一段话是这样的：“如果中国领导人是务实的，现实的，没有被意识形态迷住双眼，那么中国出问题的概率大概是20%。我并没有说这个概率是零，因为中国的问题比较严峻：制度变革、商业文化变革、反腐以及新思想体系的形成。”

　　任何社会里，人民都需要有能力的领导人，更需要有能力带给人民福祉和自由的领导人。今天的世界重现局部动荡与整体调整的巨大可能性，李光耀式的强人政治家还有可能么?这，是当下与未来我们这代人必须集体面临的挑战。——无论如何，伟人已逝，历史会公正地评价他，而铭记他的提醒并努力前行，是最好的缅怀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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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年访华33次 与邓小平惺惺相惜

　　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李光耀是罕有的能有机会与这五代中国领导人会面的外国领导人。包括在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李光耀在37年间共访华33次。李显龙总理在《李光耀与新中关系》特辑的献词中，形容李光耀为新中“紧密关系的奠基者”。

　　1978年11月12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迎接来访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

　　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谈到了1978年他与邓小平会面的一段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74岁高龄、矮小精干、敏捷硬朗，不到5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李光耀与邓小平

　　会面中，两个半小时内邓小平一直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认为，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

　　晚宴上，邓小平盛情邀请李光耀来中国访问。李光耀表示感谢，他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他就来。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时间。李光耀则说：“你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1976年李光耀访问北京时，邓小平还受着“四人帮”的排挤，得“靠边站”。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于1978年访问新加坡。

　　在这次会面中，李光耀告诉邓小平，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这些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革命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李光耀接着说，也许邓小平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但是，要这些国家听从他的建议，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李光耀本来以为“邓小平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然而突然地，邓小平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李光耀犹豫了一下，然后直率地说：“中国必须停止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这第一次会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广播。”

　　李光耀曾经看到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特地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李光耀也了解到邓小平有使用痰盂的习惯，因此虽然新加坡总统府里有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但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邓小平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晚餐时，李光耀请邓小平尽管抽烟，邓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想办法少抽。整个晚上邓小平没有抽烟，也不用痰盂。因为邓小平也看过报道，知道李光耀对香烟敏感。

　　邓小平离开新加坡之前，和李光耀再次在总统府别墅见面了，谈了整20分钟。邓小平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他觉得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邓小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经过这里，有一面之缘，那时新加坡还是个殖民地;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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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耀式反腐

　　较早前，总部位于柏林的“国际透明度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为90个国家在1998—2000年度的腐败情况进行调查和排序。新加坡以其廉洁度排名世界第7位的骄人成绩成为惟一排在世界前10名之内的亚洲国家。瑞士洛桑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新加坡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新加坡为什么能治住腐败并赢得举世的尊敬?

　　与亚洲其他国家一样，历史上的新加坡，其贪污腐败现象肯定不比现在少，但是，1959年(李光耀领导新加坡)之后的新加坡每前进一步，其廉洁水平就提高一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许多亚洲领袖的贪婪、腐化和堕落，教我们深恶痛绝。原是为受压迫的同胞争取自由的斗士，变成了人民财产的掠夺者。他们的社会因而滑坡倒退。我们受到亚洲革命浪潮的冲击，决心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却对那些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亚洲民族主义领袖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和不齿。他们使我们大失所望。”

李光耀（资料图）

　　新加坡反腐败的努力，在《李光耀回忆录》之《铁腕护廉洁》章节中就有比较精彩的描述：“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这是李光耀对反贪污工作的精辟总结。

　　“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有被抽掉一部分。所以一开始，我们便特别注意过去被人利用便宜行事权中饱私囊的领域，强化了能防止、发现或者制止这种枉法行径的工具。”

　　因此，有评论家指出，李光耀最出色的政绩之一就是建立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和甄选最有才干的人才加入政府，使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新加坡在反贪污行动中“集中力量对付大鱼”。对于“大鱼”(指重大腐败分子)，李光耀政府在1960年修订法律条文，扩大了调查人员的权力，包括搜查疑犯和他们妻子、儿女、代理人的银行账户和存折。任何人一旦受到调查，所得税局局长就必须提供相关的资料。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收入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佐证。这样严厉的方法使得新加坡内阁中的腐败分子纷纷落网，并且引以为戒，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对于“小鱼”，新加坡则简化打击犯罪的程序。第二，高薪养廉。新加坡意识到，内阁部长和公务员的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搞垮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使政治领袖和高级官员维持“廉政自守的高水平，给他们足够的薪酬是极其重要的”。李光耀曾经告诉印尼总统瓦希德说：“要部长们当清官，就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报酬，不必贪污也能过得合乎其身分和地位。”

　　第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新加坡已经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舆论氛围。“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新加坡国家发展局局长)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当然，新加坡还从另一个角度驳斥了西方自由主义人士的论点：报章完全不受约束就能暴露贪污，有助于使政府廉洁诚实。李光耀曾指出，在印度、菲律宾、泰国、韩国以及日本的电视和报章可以为所欲为，却杜绝不了猖獗和根深蒂固的贪污。

　　此外，新加坡当局还曾提醒国人洁身自好：“在亚洲，人们对于佣金、回扣、小费、‘润滑剂’或其他冠上委婉名称的贪污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它是那么司空见惯，以致人们接受贪污是自己文化的一部分。部长和高官们地位越高，妻妾情妇便越多，房子也越大，女人们佩戴的首饰都跟男人的权力和地位相配。新加坡人到这些国家做生意，必须当心，不要把这种陋习带回自己的国家。”正因为如此防范贪污，1997年当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时，韩国、印尼都惨遭不幸，贪污和朋党使得不幸“雪上加霜”，而新加坡能够“逃过此劫”。

　　据报道，李光耀还有一个廉洁的小故事。一位名叫威尔逊·李·弗洛雷斯的人最近到新加坡时，曾打电话到李光耀的办公室。威尔逊请求李光耀为其所买的《李光耀回忆录》(下册)签名。而李光耀的秘书则解释说，每本由李光耀亲笔签名的回忆录，价值是1万新元(约合5万元人民币)，售书的所有收入则将捐给慈善机构。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所表现出的务实和有条不紊的作风、效率和公共服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