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官员是如何忏悔的？

　　“交友要慎重，要有底线”，近日，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对自己一步步滑入贪腐泥沼的经历进行忏悔，并警醒广大官员：在交朋友中一定要讲原则，朋友不能乱交。

　　随着中纪委反腐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落马官员的忏悔录被公开。今年2月，中纪委官方网站还推出“忏悔录”栏目，专门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小智(微信号：juecezazhi)梳理发现，在近年来的公开报道中至少有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这些落马官员是如何进行忏悔的，又有哪些异同?

　　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刊发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的忏悔录

　　忏悔内容：具备四要素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对落马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忏悔类型：分为三大类

　　从忏悔书的内容上看，落马官员的忏悔书，大致可分为博取同情型、高调表功型和告诫建议型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浙江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中称，“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起早摸黑，蚂蟥蚊子叮咬”。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而不少落马官员在忏悔书中，常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也是同样的心理。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并在忏悔书中承诺：“我们圆了高铁梦。我会认真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继续为高铁作事情。”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如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更是警醒广大官员“交友要慎重，要有底线”。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则告诫：“要注意表面谦和的圆滑人，这种人一旦和你的利益产生关联时，马上释放出一种假象，以低尊式的状态博得你的好感和同情，然后，他设计向你讨取利益的路径，像天鹰一样，一点点地啄去你的肉体，让你赤裸裸地挂在十字架上。”

　　忏悔能不能减刑?

　　落马贪官的忏悔能不能为他带来减刑的可能?

　　据媒体报道，贪官的最后陈述有三种情况：首先只能表明他的一种想法和态度，往往不影响最后的定罪量刑。比如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有生活困难、因为妻子或情妇的原因等等，这些对量刑没有什么影响。

　　其次，也有可能影响量刑的，比如以往在工作中比较认真的，只是某一次或比较少的几次贪腐，在量刑时根据其最后陈述也可适当考虑。

　　最后，从法律上可以影响定罪的内容，比如有些事实在侦查起诉阶段，甚至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时也没有的事实，在最后陈述时，被告人说了出来，这就会影响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