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频繁空降背后的玄机

　　8月5日，安徽卫视晚间的《安徽新闻联播》报道，“日前，中央决定，李国英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此外，8月初，还有两位京官空降地方，分别为：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空降广东，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空降江西，任江西省委常委。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至少有22位中央和国家机关官员赴地方任职副部及以上级别职位。京官如此频繁空降地方，其背后到底有何玄机?

　　谁空降到地方

　　翻看十八大以来赴地方任职官员的履历，除现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王伟忠年龄未知外，小编发现这22人中有15人为“60”后。其中慎海雄年龄最小，出生于1967年，今年只有48岁，原为新华社副社长，现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除慎海雄，“65后”官员还有赴任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张西明。

　　(制图：朱杨、丁春霞)

　　而年龄最大的是1955年出生的刘赐贵，今年60岁，从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海洋局局长，调任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在这22人中，他是唯一一位从副部级提拔为正部级的官员，而由于中国正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为65岁，60岁的刘赐贵作为正部级官员的年龄并不算大。

　　除刘赐贵外，超过55岁的“55后”官员有5人：赴任天津市委常委、副书记的王东峰，赴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李伟，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的彭清华，赴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付建华等。

　　由此可见，在此轮官员“央地互动交流”过程中，60后逐渐成为主力。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称，国家是要培养年轻干部，40年代出生的官员基本都退休了，50年代出生如果不是正部级也会慢慢退休，60后成为领导架构的主力是必然趋势，所以选拔这些官员，相对年龄比较小，有一定培养前途，同时能在地方接受一些锻炼。

　　从职位上来看，这22位调任地方的中央部委官员中，有5位来自中央纪委、监察部，他们到地方后依然担任纪检等相关职务，其中又以担任省纪委书记的居多。

　　他们分别为赴任中央纪委常委、天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姚增科;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于春生;赴任中央纪委常委、吉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崔少鹏;赴任中央纪委常委、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晓薇;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王拥军。

　　此外空降到地方，担任纪委书记的还有侯凯，原为审计署副审计长、党组成员，并非中央纪委、监察部系统，现任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空降官员除担任纪检职务的较多外，担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宣传部长职务的也较多。其中担任省委副书记的有4人，担任副省长的有4人，担任宣传部长的有4人。其中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副局长尹力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

　　背后有何玄机

　　中央官员为何频繁调任地方，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

　　一、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处于转型期，“中央官员有更宽阔的视野，站位也比较高，对主要大政方针把握得比较准确，所以，让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则认为“央地互动交流”能直接促进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职，“这既是加强地方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培养年轻干部的需要。在古代，诸多京官起于县郡，因为县郡的工作经历对于干部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2009年下半年，中央发布《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其中特别强调要“推进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将干部交流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逐步健全党政领导干部交流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

　　在此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以省部级干部调整为标志的干部交流力度明显高于往年。

　　而这些调任地方的京官多是“60”后，可见国家是有意在培养年轻干部。

　　三、适应反腐大环境的需要。自2013年5月起，根据中央部署，中央巡视组启动了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与同级政府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巡视，至今为止，已完成对地方的巡视。巡视之后，一些地方的省级官员应声落马。这些岗位造成的空缺不会全部从地方填补，派京官任职顺理成章。

　　此外，与当地的反腐倡廉也有关，“某个地方因腐败抓了一批人，可能容易发生窝案、串案，不适合在当地选拔官员，这个时候就可以派高素质的京官到地方，对地方的工作开展更有好处。”

　　汪玉凯说：“在反腐败以及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面临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个情况下对官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地方官员选不好会影响当地的整体发展战略，所以选调一些经过考验的、比较廉洁的，有能力的官员到地方任职，对地方的发展意义重大。”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周刊、新华网、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