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批评的启示

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二百卷，记载一则史故：庚辰（十二月初一）这天，唐德宗去新店打猎，抽空来到农民赵光奇家中，问赵光奇：“百姓乐乎？”（老百姓高兴吗？）赵光奇回答：“不乐。”德宗问：“今岁颇稔，何为不乐？”（今年庄稼丰收，为什么不高兴？）

赵光奇回答说，因“诏令不信”。以前说“两税”之外不再有其他徭役，后来征收却比“两税”还多。后又实行“和籴”，但农家没收到一个钱。开始说官府买的谷子、麦子只须在道旁交纳，后来却让送往京西的行营，好几百里远，弄得车损坏、马累死、人破产。实在难以支撑下去了，百姓愁苦如此，哪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两税”指夏秋两税。唐初税赋实行租庸调法，到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采用杨炎的“两税法”，即把租庸调合并为一，实行用钱纳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六月前，秋税十一月前）。但并税后，老百姓负担没减轻反而加重了。

“和籴”指官府购买用来军用的民粮，价格由双方议定。但后来变为按户摊派，其害超过赋税。所以赵光奇说“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朝廷只是对这些状况不知情罢了。德宗听了赵光奇反映的情况，就让随从免除他家的赋税和徭役。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唐德宗的做法提出批评。德宗因打猎来到百姓家中，又遇上赵光奇这样敢说真话而能了解到民间实情，“此乃千载之遇也”。德宗本应就此查处有关部门违离诏书政策，横征暴敛、盗匿公财，对“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捉拿严办；“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即推行改革，刷新朝政，摒弃浮华的形式主义，废除空洞的言辞，勉励诚信，审察真伪，辨别忠奸，接济困穷，昭雪冤屈，这样天下太平盛业便可实现。

司马光进一步指出：天下之大，百姓之多，人们怎么可能都有向君主当面直言，并得到免除徭役赋税这样的机会呢？

司马光这一批评是发人深省的。春秋时齐桓公一次外出，路遇一名忍冻受饥的老人，就让随从给老人送食物。老人说：“望能赐给全国在挨饿的人”；又给老人送衣服，老人说：“望能赐给全国在挨冻的人”。齐桓公说：“我粮仓和府库里东西有限，怎能满足全国饥寒之人？”老人说：“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馀食矣；不夺蚕要，则国人皆有馀衣矣！”

好的公共治理，是发现问题而能举一反三，从大的治理面上矫正偏失，在政策法令上作出切实的调适革新，而不只限一二门户的“扶贫帮困”，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普惠于民，才是公共决策和公共治理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