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成都的“反哺”行动

成都“变”了。

谈到成都，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标签。但有一点，无论是外地人，还是川内人，都具有共识，成都是一个典型的强省会城市。

2018年12月28日，《全国省会城市首位度发展报告》发布，成都总指标综合得分排名全国第一。在规模首位度、功能首位度两个分项指标方面，成都分别排名全国第二、第三位。

因为这一身份，成都时常引发争议，甚至被指“吸血”。但是，2018年以来的一系列动作，成都的“强省会”角色，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每月“拿下”一个兄弟城市

2018年6月，为着力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不足的问题，四川提出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这被外界普遍解读为，要打破成都一家独大的局面。

不过，打破一家独大，并不是通过“缩小”成都来实现。在这一点上，相关领导和文件的态度十分明确：毫不动摇支持成都做大做优做强，充分发挥成都“主干”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和各区域板块“多支”联动作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着力打造以成都为核心，以绵阳、德阳、乐山为区域中心，以眉山、遂宁、资阳、雅安为重要支撑的成都平原城市群，增强城市群集聚发展功能。

四川的渴求是周边城市与成都的关系不是“月明星稀”，而是“近水楼台”。这里面除了其他地级市自己要努力加速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成都“一干”对于其它“多支”的带动作用要增强。换句话说，成都要主动带头，其他城市也要主动作为，积极拥抱和互动。

这正是成都的发力方向。

2018年以来，成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把更多目光和精力放在了与川内其它兄弟城市的合作联动上。

9月28日，成都市政府与绵阳市政府签订《关于加快推动成绵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两地一体化发展，高水平打造分工合理、协作联动、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共同体，共促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

一个月后的11月1日，成都与宜宾、泸州签订《成都市宜宾市共建成宜重大装备制造产业园合作协议》、《深入推进“启运港退税+无水港”创新制度共享运用》等24项协议。

仅仅21天后的11月22日，成都又和广安举行深化合作协议签订仪式，签订《推进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和《成都·广安生物医药协作研发（生物医药）基地项目合作协议》3个协议。在生物医药“双飞地”建设、旅游推介、促进成都广安动车公交化运行等多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可以看出，自2018年9月开始，成都以每个月一个甚至两个城市的速度，先后与绵阳、宜宾、泸州、广安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些协议的合作深度、广度虽有所区别，但成都与川内兄弟地级市如此紧密的互动，在过去是不多见的。

这些行动，可以看作是成都对于“一干多支”战略的积极响应和落实。但在另一方面也证明，作为典型的强省会，甚至屡遭“吸血”争议的成都，已经在开始“反哺”行动了。

强省会的正义

无论是从人口还是从经济体量的角度，成都的强省会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

统计数据显示，四川省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首位城市成都与其他市（州）相比，经济体量相差悬殊，排名第一的成都市经济总量是排名第二的绵阳市的6.7倍。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以占全省17.8%的面积，承载了全省45.8%的人口，贡献了60.6%的经济总量。

但是，成都在四川省内的强势地位，或者说目前四川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是自然、历史、经济、政策等多种因素长期以来综合形塑的结果，并不能归咎于人为因素。

首先，川内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轨迹决定了，在成都平原，诞生一个超级大城市是合理正常的。这是无数的历史必然和偶然因素共同促成的发展结果。

与沿海一些省份诞生双中心格局不一样，四川省内其它地级市，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抑或是资源、政策禀赋，都很难与成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双中心。

另外，四川的地级市数量和广东并列全国第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每个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

但在发展条件上，与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不同，四川作为内陆省份，优先发展省会，在历史语境下是很自然的选择，在现实层面也可以说是必要的。

如果考虑到要吸引国家战略和政策的赋能，增强区域竞争的话语权，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优先做大做强成都，更符合经济逻辑的选择。

而正是在强省会战略下，成都才有了“反哺”的底气。作为经济体量仅次于广州的全国第二大省会城市，成都目前在产业发展上，已经具备一定能力去“反哺”川内地级市兄弟，能够在全省扮演“带头大哥”的引领作用。

放眼全国来看，成都之于四川，武汉之于湖北，它们带来的成功，也让其他省得到了现实启发。一定程度上，当前强省会战略的兴起，正是那些“弱省会”省份对过去“均衡”发展模式的一种修正。

成都为强省会正名

近几年，强省会模式普遍流行，已经成为一种可见的趋势。尤其是济南、南京等省会城市被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引领带动作用不够”。这传递出加强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已经上升至国家层面的要求。

严格来说，这一点其实也是中心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一座城市被确立为省会，副省级城市，享受了政策优待，自然就不能只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理所应当要在区域发展中发挥应有的带头、引领作用。

作为传统的强势省会，又是副省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发展到当前阶段，适时体现自己在区域内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更是成都的责任所在。同时，成都也已经具备这个能力。

但要真正实现“一干多支”的局面，没有成都的继续做强做大和更有力的引领带动，是不现实的。而从2018年的一系列动作来看，成都在这方面，已经迈出步伐。

比照当前全国范围内普遍的强省会趋势，成都在强省会战略上，已经走到了第二个阶段。当其它地方还在谋划如何做强省会时，成都已经有能力去思考和践行“反哺”，去参与带领全省更好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成都是在为强省会战略正名——强省会不仅仅是为做大做强省会城市，而是要为一个区域的发展找到一根定海神针和一个具有整体带动力的强大引擎。

实际上，早在成都之前，湖北就提出打破武汉一城独大的局面。

资料显示，最早在上世纪末，为推动改变省会武汉一城独大唱“独角戏”的局面，湖北省就确立了“一特五大”的城市发展战略：即重点发展特大城市武汉，并将当时的中等城市荆沙（今荆州）、黄石、襄樊（今襄阳）、宜昌、十堰5市发展为大城市。

随后几年，湖北又相继提出“一主两副多极”战略。其中“一主两副”指武汉和襄阳、宜昌，“多极”是推动3-5个经济基础好、带动能力强的地级市，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成为新兴增长极。

但从实际效果来说，并不是太明显。以2007-2017年这十年，湖北几大主要城市经济总量和武汉首位度变化来看，过去十年，武汉经济规模在全省的比重提高了3个百分点；与第二城的差距，由2007年“第二城”宜昌的3.8倍，变为2017年是“第二城”襄樊的3.3倍。也就是说，首位度仅下降了0.5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一主两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湖北的城市格局。武汉“一城独大”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目前的“多级”形态仍有待形成。

所以，从武汉的先例来看，成都摆脱“一城独大”的试验，到底能够走多远，过五年或十年再来看，应该才会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