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长三角办”的故事

最近，阮青特别忙。

作为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阮青的办公室近来经常门庭若市。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办”现在“感觉像是一个等待IPO上市的创业公司”。

不仅是“长三角办”，放眼整个长三角，如今似乎都处在了“风口”上。很多人身处其中，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站上世界级舞台的中央，但历史潮流往往超乎人们的预想。“长三角一体化这把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国家又加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在这么大的‘风口’下，一定会掀起很大的声浪和势头。”阮青告诉《决策》。

春江水暖鸭先知。宏大的历史叙事对于个体来说常常难以把握，但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在当时看来并不起眼，却在关键节点推动着历史的进程。在《决策》的走访中，近距离接触了几个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重要的人和事。从他们的故事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新时代长三角跃动的脉搏。

“大长三角办”里的多方诉求

2018年1月，长三角成立了首个跨行政区划的常设机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来自三省一市的17位政府人员在这里合署办公，这在中国区域一体化发展中极具破冰意义。

“长三角办的设立，是新一轮合作机制建立进程中的一小步，但却是长三角一体化工作迈出了一大步。”然而，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这一步的开端却是“争吵”。

“长三角办”成立后，首个重大任务就是在半年内编制完成《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过去，一体化合作都是“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由于没有总体纲领性的规划引导，各方没有办法采取一致性的行动，一体化也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推动。此次编制《三年行动计划》，就是要把各方的诉求转化为一致性的行动，这对刚组建的“长三角办”来说，是一次重大考验。

“一体化发展对安徽来说是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希望在上海的龙头带领下，携手江苏、浙江共同去做事。但如果我们的诉求、意见纳入不进去，以后再去做我们等不起。”来自安徽省发改委的赵瑞说。

《三年行动计划》首先从交通领域开始，各地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提出了许多重大基础设施计划。由于涉及重大利益博弈问题，“争吵”在所难免，项目没有得到安排要“吵”，得到安排时序靠后要“吵”，甚至文字的表述没满足对方的要求也要“吵”。

不仅是交通领域，各地每一项诉求只要提出来，几乎都会伴随着争议，开会和“争吵”一度成了“长三角办”主要的工作方式。“吵得很厉害，这个诉求我们为什么要提，件件都必须据理力争。”赵瑞说，安徽一共梳理出260多项诉求，绝大部分被纳入。但整体上看，并不是所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也有不少诉求未能纳入。

“有时‘吵’得心烦意乱，就去找阮青诉苦。他反倒笑了，说有争论是正常的，‘吵’明白了，分歧就弥合了，有了共识，推进就有合力了。于是，我又被他鼓舞着充满激情地去‘吵’了。”来自江苏省发改委的罗伟光说。

“争吵的过程中，不但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要采取一些直接和迂回的办法，其中的不易只有个中人才能体会。”赵瑞对此颇有感慨。在他看来，“争吵”中也让大家看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卡脖子”关键卡在观念上，每次“争吵”都是一次观念上的碰撞和洗礼。

“为什么大家那么在乎？给我施加了不少压力，因为他们代表各自地区。但长三角办要总体平衡好，既要让兄弟省市满意，也要有所依据和取舍。”阮青说，《三年行动计划》虽然只有9章37000字，可是每个字都经过认真推敲，每句话背后都有大量的沟通协调，每个项目都经过了充分协商达成一致，“规划是有一定刚性约束力的，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君子协定’”。

“小长三角办”的并肩战斗

“如果说‘大长三角办’里有争吵的故事，那么在我们G60联席办，则是大家不分你我、并肩战斗的故事。”上海松江区副区长、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高奕奕告诉《决策》。

G60科创走廊自今年6月1日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成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平台之一。和“长三角办”一样，G60也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被很多人称为“小长三角办”，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也同样精彩。

“小长三角办”28名工作人员，其中12人来自松江，另外16人来自其余8个城市，各地选派的都是精兵强将。办公室采取扁平化管理，下设5个工作组。虽然来自不同城市、文化上也有差异，但从7月9日成立之日起，他们就不分彼此，按照工作背景和专长“打统仗”。

“G60科创走廊‘多城协同发展’模式，没有太多可复制、可参考的工作经验。但这几个月以来，联席办表现出的高效率，超乎我们的预期和想象。”高奕奕说。

今年9月28日，G60科创走廊9个城市成功实现“一网通办”，即外地工商营业证照在本地足不出市就能办理。跨区域的“一网通办”是全国首创，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极具现实意义。

“一网通办并不是一个好做的事情。在一个城市内，部门之间数据联通都是难题，何况在三省一市9个城市之间？”高奕奕感慨地说，刚开始突然冒出这个机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要协调9个城市的机构部门甚至是市委市政府，十分不易。为此G60办付出了很多努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对接，一个城市需要对接很多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

除了“一网通办”，短短几月内，G60办还做成了很多“大事”：先后举办了首届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峰会、科学仪器开放共享发布会、科技成果拍卖会等一系列要素对接活动，制订了扩大开放政策30条、人才领域18条等一揽子协同发展政策。

“这些重大成果的背后，不仅联席办这支队伍的战斗力经受住了考验，更体现了9个城市合作的热情。”高奕奕说，现在G60办召开专题会，经常请9个城市多个部门领导来开会，无一缺席请假迟到，“会议纪律比我们区里自己开会还好，会上没人唱反调‘打横炮’，都是提建设性意见”。

与长三角《三年行动计划》一样，G60科创走廊也制定了3.0版总体发展规划，但两者又有很大不同，《三年行动计划》针对一体化中的难点与堵点进行攻坚克难，而G60科创走廊的总体规划侧重促进9个城市的要素流动与合作共赢。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不同，两个办公室内发生的故事也不大相同。

“G60联席办如果只是一个讨论的平台，变成一个各自代表所在城市到这里来发表不同意见，甚至争利，那就干不成事。”在高奕奕看来，G60联席办里是大家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形成合力来推进区域合作的故事。

融合与机遇

在经历初期的磨合后，无论是“大长三角办”还是“小长三角办”，如今融合都已经渐入佳境。

“过去沪苏浙联系更紧密，我们来了以后发现，他们交流都很顺畅，包括方言互相能听懂，我一开始听上海话很不适应。通过这几个月的交往联系，融合得非常好，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一体化’。”来自安徽省发改委的黄宇皎说。

“大长三角办”17位工作人员，按照交通、科创、环保、金融等重点合作领域，分成9个组，跳出了原来一省一市的框架，一起谋划推进一体化工作，行政区划的隔阂逐渐淡化，真正开始拥有了长三角视野。

“集中办公，跟过去分散在各省完全不一样，以前是很被动的，现在融在一起，我要做什么、我们可以合作做什么，都在开始脑洞大开了。”赵瑞说。站在高处才能看全景，“站在上海中心大厦才能看到整个上海的全貌”。

“我们就像一个等待IPO上市的创业团队，充满激情和抱负，大家没有很强的行政隶属关系。我一直在办里讲，我们没有什么首长、领导，都是‘店小二’，都在为长三角一体化提供公共服务。”阮青在“大长三角办”里被亲切的称呼为“掌柜”。

融合并不仅仅在一个办公室层面，长三角各个层面都在深度融合。“光靠我们这十几杆枪是做不了那么多事情的，我们有12个专题合作组，都是由各地多个部门牵头，背后有一支庞大的队伍支撑。”阮青说。

“我们每一项工作，都不是站在各自城市的角度，而是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大局。”对于融合，“小长三角办”的高奕奕也深有体会。过去对于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各地往往会设置障碍，而在G60不仅乐见其成，还要搭建平台、铺路引导，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从相对独立分割的地区，变成统一的整体，而且里面有分工协作，甚至就像一个城市一样。”

尽管融合之势已成，但高奕奕也清醒地看到，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在推进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虽然一体化已经形成高度共识，但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行动和认识还存在差距，“决策往往从价值层面判断这个事情该不该做，但执行中习惯于从技术层面做判断，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

“大长三角办”的赵瑞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自《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赵瑞就一直在观察各地的执行情况，“现在各地都已经动起来了，但有一个共性问题就是：有利的事情就积极一些；没利的可能就不太积极，推进的速度慢一些。”

“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要打破行政区划、突破行政壁垒，但是工作成效往往又受制于行政区划和行政壁垒。”高奕奕分析说，破解这样的问题，需要在更高层面的制度上进行突破。

此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无论是“大长三角办”还是“小长三角办”，都倍感振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聚到了一个聚合点，在这个聚合点上推动工作会好很多”。

“过去20多年自下而上的基础，碰上了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和国家战略重大机遇，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一定会向前迈进一大步。”阮青对此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