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权强区”：广州新作为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广州长期以来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经济总量自1989年以来连续27年位居全国第三位，奠定了其在我国一线城市“第三城”的地位。

然而，广州的全国“第三城”地位并非一直稳固。省外有天津、重庆、苏州、杭州等新一线城市的追赶，省内有深圳的挑战。在互联网科技的大潮中，广州有所落后。尤其是在2017年12月，广东省统计局宣布采用新的GDP核算方法，将研发支出计入经济总量，广州2016年经济总量首次被深圳赶超。并且，从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数据看，广深之间的经济差距似乎有拉大趋势。那么，如何保住全国“第三城”的地位，扭转经济下滑趋势，赶上互联网科技发展大潮，是摆在广州面前亟需破解的大课题。

“广州新作为”

面对危机，广州如何化解？

“危机推动改革”。广州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保住其一线城市的地位，必须不断地深化改革，激发新活力。当前新一轮“放权强区”改革，就是广州为加快发展、破解危机写出的“大手笔”。

2017年5月，广州市作出放权强区改革工作部署，作为承接省级事权下放、因地制宜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大举措。2017年12月，广州市委、市政府推出重磅改革举措，通过了《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区实施的决定》，决定向区下放264项事权，将市级的143项行政职权事项和121项公共服务事项调整由区实施。观此新一轮“放权强区”改革，力度之大、数量之多，皆是空前。下放264项事权数量创历史新高，比2011年以来历次下放数总和257项还多7项。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这是新时代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广州此次推出的新一轮“放权强区”改革，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广州落地生根的强力举措。这必将为广州各区加快新发展、争创新优势注入新活力，打造一个“放权强区”改革的“广州样本”，从而有利于广州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依法放权的样本

依法放权是简政放权改革的基本原则，以保证放权的有法可依和有序可循，避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象。

广州此次新一轮“放权强区”改革的法律依据是《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区实施的决定》。这部规定以政府规章的形式明确了市级事权下放后的监管主体、监管职能和监管责任，对直接下放的职权明确规定了由承接职权的部门承担法律责任，对委托下级机关实施的事项明确规定了委托程序，对下放的职权明确规定了文件移交、完善标准和技术规范、受委托行使职权的具体方式等细节，此外还明确了职权下放和培训指导、监督管理必须同步进行。这就确保了“放权”和“监管”的同步，保证了权力“下放”，不是简单的“放手”，更不是单纯的“减负”，而是向下的依法移交或者委托职权。

系统放权的样本

党的十九大把“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写入了党章。“放权强区”改革要注重放权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防止和避免出现“上动下不动，想动也难动；下动上不动，越动越被动”的现象。

广州新一轮“放权强区”改革实行全链条整体放权就是系统放权的典型样本。

全链条整体放权对跨部门、跨领域的审批事项，相同或相近类别事项一并下放，关联审批事项尽量做到整体下放。如，广州市在下放市发展改革委等审批工作部门实施的“市投区建项目审批权”，跨部门配套下放了市财政局实施的“市本级出资而各区为具体实施单位的建设项目预算、结算、决算财政投资评审”。此外，为解决事权下放后各区的工作量以及人、财、物压力显著增加的问题，广州市相关部门在事权下放与相应的财权、要素配置权同步配套方面着力，配套出台体制机制调整、编制划转、财权划分、激励机制等意见，做到权力与责任对等，保证放权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精准放权的样本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期，隔靴搔痒式改革意义不大。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必须增强放权的靶向度和精准度，向精细化、精准化放权要红利。

广州的新一轮“放权强区”改革以需求为导向放权。下放事权改变了以往对各领域、区域无区别下放的做法，充分考虑各领域、各区域特点，按需下放，精准放权。

放权的领域以“2+1”为重点，即城市建设、经济管理等审批管理事项以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部分公共服务事项。放权区域以“4＋1”为重点，即广州开发区、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增城开发区、广州空港经济区和天河区，各区实行一区一策，因地制宜推进各区体制机制创新。

在广州，结合南沙大力发展先进制造研发中心的实际，单独委托南沙区参与实施“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认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广州市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等行政职权，提升其科技创新发展服务能力；结合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涉外企业较多、有较好的专利行政执法资源的实际，单独委托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实施“对专利代理机构配专利代理人进行监督”、“处理专利侵权纠纷”及3项行政处罚权。

优化服务的样本

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重要导向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应当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相契合，确保改革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为宗旨，做到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广州新一轮“放权强区”改革是优化政府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样本。264项下放事权中有121项市级公共服务事项调整由区实施，推动公共服务全面下沉至区、街道和社区。下放的121项市级公共服务事项中，市人社局下放最多，占比85.1％，下放103项，实现了社保、医保、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全面下沉。

这些公共服务从申请、受理到审核等，广州市民全部都可以到各区的政务大厅或街镇、社区（村居）办理，打通了老百姓办事的“最后一公里”。事权下放后，对办事人来说，无需再来回跑市、区多个部门，直接可以在区内完成相关审批，让群众能在“家门口”办事。

与大众息息相关的，就业创业证、职业资格证书、个人参保证明、个人社会保险缴费历史、个人医疗保险缴费历史等群众办事最常用的5类证书（明）无需市民进行提交，由政府部门通过信息手段主动查询获取；对患有重大疾病、卧床不起的重症病人，以及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和重度残疾人，申请必须由本人亲自到场办理的业务时，由部门提供上门服务，申请人无需出户即可办成事。

简政放权就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广州经济之所以下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经济活力下降。昔日的工业明星企业广电、广纸、广船、广钢早已是辉煌不在，而新兴的产业和企业又未能培育出来；反观深圳，华为、平安、腾讯、大疆等高科技和互联网企业已然是享誉全球。因此，新一轮“放权强区”改革是广州在新时代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行政体制、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决策部署，对广州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巩固其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地位，意义重大。

目前来看，广州新一轮“强区放权”改革效果显著、成绩明显。在改革的红利之下，广州市场创业创新活力显著激发，企业注册登记积极响应，2017年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新登记市场主体23899户，同比增长64.65％，新登记市场主体注册资金985.2721亿元，同比增长126.75％。这些表明广州要重振旗鼓，重展辉煌。

（作者单位：张彭强，中共深圳市委党校龙岗分校教师，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陈飞帆，深圳市光明新区马山头学校教师，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