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杭州模式

2018年，在浙江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以互联网经济异军突起的杭州当年产生的GDP增量，首次低于以制造业为根基的宁波。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杭州在上一轮发展模式的红利边际递减到一定程度，正在出现新变化。

浙江省内外也有各种声音和分析认为，在以产业互联网为主的互联网下半场，宁波有了向杭州叫板的实力。有分析认为，杭州的产业结构出现了“虚拟无限、底盘不足、根基不硬”等病症。

那么，在互联网下半场，杭州能否笑到最后？杭州是否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杭州模式的前世今生

我们常说，杭州在历史上更像是一个后花园式的休闲城市，闲情逸致的文人墨客比较多，很多人未曾想到杭州在新经济地理上异军突起，成为新经济发展的策源地。应该说，这种发展主要是2000年以后形成的。其中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伴随中国互联网的兴起，阿里融到战略投资；一个是伴随中国新一轮城市化发展，王国平主政杭州。

自此以后，杭州事实上采用了城市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政策机制，也成为杭州相当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杭州这些年来的发展基本上建立在这个发展逻辑与政策机制的基石之上。而当前出现的问题，在于最近几年并没有对这个发展逻辑与政策机制做进一步的再深化再突破再创新。

在上一轮城市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周期里，杭州的崛起主要来自于城市化运营，而马云开创的平台经济，则为这种城市发展模式做了点缀，甚至是掩盖了产业发展不足及问题隐忧。

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杭州在互联网上半场崛起有其必然性，马云所开创的平台经济改变了杭州乃至浙江，因为平台经济最大的本质是从做事到做局。做事和做局是南北方人的重要区别，一般来说北方人善于做局，但没用到创业、实业、商业、产业、企业上；南方人善于做事，一旦会做局就会非常强大。浙商原本是属于做事的，善于谋利而非谋势，但出现了人生经历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马云，实现了对这种商业文化基因的超越，况且杭州历史上就是南北方文化的融合之地。马云立足浙商与生俱来的灵敏、敏锐，从市场交易与客户流量入手，通过将平台经济与小商品买卖相结合，不仅打造了消费互联网平台，还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创业创新。

当然，杭州华丽转身的背后，并非完全是靠自身民营实体经济和信息（平台）经济支撑的，还有省属国有企业的垄断经济、浙商民营的总部经济、城市化经营的地产经济、旅游城市的流量经济的大力支撑。如果把这些省级层面的垄断经济、省会城市的总部经济、城市精英的地产经济、旅游城市流量经济都拿掉，杭州的数据并不好看。

2001年中国入世后，宁波一度直逼杭州，但是宁波过于遵循制造业全球化的发展逻辑，杭州借助新经济异军突起后，就不愿意同宁波相提并论。伴随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根植发展，宁波GDP的增量在2018年超过了杭州GDP的增量。这意味着，杭州在上一轮发展模式的红利边际递减到一定程度，而在新一轮发展中尚未形成领先的发展模式。

城市发展模式需要与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但不能光以城市发展带动经济发展，还需要以经济发展、乃至创新发展支撑城市发展。应该说，杭州这些年的发展，平台经济、信息经济更多的是靠阿里、海康威视背后的世界级企业带动，其他的产业依靠浙商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但政府在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产业组织作用并不像在城市化、城镇化、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如今，杭州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走出把一个城市的市运押在一个千变万化、越变越快的龙头产业之上，而是要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与创新发展模式“三螺旋”的有机结合。

互联网下半场对杭州意味着什么

伴随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互联网上半场”与“互联网下半场”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浙江省内对此的讨论也是十分热烈。

笔者认为，“互联网上半场”更多的是信息技术从物理空间走向虚拟空间，打破人们生活方式、企业经营发展、产业组织发展的时空局限，产生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以及消费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生活更加便利和泛在，甚至有些互联网产品和终端成为人的“第六感官”；企业从区域小市场到全国大市场，在一个细分的“长尾市场”就可以做的足够大；产业发展则从大企业的中心化，到平台企业的去中心化然后再中心化。

在互联网上半场，更多是借助“互联网+行业”的模式，出现了很多B2B、B2C、B2B2C型平台企业，这些平台企业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越是那些没有行业经验、产业基础、市场惯性的人或企业，越容易成为互联网上半场的佼佼者。

“互联网下半场”更多的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5G，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从虚拟空间向智能终端、从智慧感知到智能运用，最终用供需两边通吃、跨界融合的产业思维，打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组织方式与增长方式。

如果说“互联网上半场”是通过2B最终2C，从信息经济到平台经济；那么“互联网下半场”既可以通过2F（Factory，工厂）、2B搞工业物联网、产业互联网来改变生产方式，也可以通过2C从改变消费方式到深化生活方式，最终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贯通，智能科技、生态经济成为平台型企业的重要发展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具有底盘强大的行业+互联网，以及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才能成为新一轮业态创新与产业变革的佼佼者。

互联网上半场就是借助C端流量、市场需求反向配置生产资源，从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而在互联网下半场，不是单纯地搞改变生产方式的局域网、封闭的工业4.0，也不是单纯地进行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升级改造，而是在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的基础上，再造“需求反导+数据驱动+平台运营+智能终端+服务场景+生态赋能+敏捷供应”的产业组织方式。因此，互联网上半场与下半场在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的新经济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但互联网下半场用产业思维将生产生活方式全部打通，则实现了进一步的超越。

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的蝶变

杭州到底能否在互联下半场笑到最后，首先需要对过去及当前的隐忧及不足有着清晰的认识。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杭州在上一轮发展中的异军突起，是在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市场化等相互协同的产物，核心是在城市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模式下，有效抓住了信息革命机遇、发挥了省会城市首位度位势、利用了旅游休闲城市的流量优势以及浙商独特的商业伦理及创业创新文化。更进一步说，杭州只有在发展战略上走出城市发展先于经济发展，才能走出信息科技强于智能科技、财富驱动快于创新驱动、商务成本高于创新成本等发展“陷阱”，如此方能行稳致远。

换句话说，城市发展先于经济发展，以及上述提及的诸多发展“陷阱”，是杭州在互联网下半场以及新一轮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隐忧及问题。其中，尤为需要警惕的是，信息经济更多改变的是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而没有产生新的生产方式，更没有将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生活方式贯通起来，以至于造成虚拟无限、底盘不足、根基不硬的产业结构；所谓“信息科技强于智能科技”，就是在科技革命条件下，局限、拘泥在互联网+、信息经济，没有向互联网×、智能科技的三维方向发展，难以整体上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段位；“财富驱动快于创新驱动”，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速度早于工业化、信息化发展的速度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直接越过创新驱动到了财富驱动阶段，制约产业升级与创新能力协同演进；“商务成本高于创新成本”，表面上是城市化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杭州而言是新经济新动能超前发展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滞后，进而造成实体经济整体社会成本攀高、进而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那么，杭州究竟能否在互联网下半场笑到最后，即取决于能否跳过以上发展陷阱。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形成新的城市发展战略、新的发展组织方式以及新的创新创业文化。

首先是新的城市发展战略。走出城市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强调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创新发展的有机结合、协同发展，通过“科产城”融合，以科技创新提升产业层级、以产业原创提升城市能级，增强城市自主创新能力与新产业发展的内核。

其次是新的发展组织方式。核心是从以高增长为导向的“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大项目”组织方式与动员机制，到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产业新体系、园区新空间、企业新梯队、服务新平台、要素新供给、发展新生态”组织方式与动员机制。

最后是新的创业创新文化。不能再满足资源贫乏型禀赋条件下的“从0到1”，而是强调“道生一”，强调带有规律性的创业创新及产业化发展；不再是“互联网+”的简单红利叠加，而是“互联网×”下的重构。

（作者单位：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