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进入“对标时代”

蔺海霞很受震撼。

“真是没想到的高效，没想到的便捷，深圳市政府这种工作效率，如果没有全程参与、亲身体悟，我是想都不敢想的。”青岛市崂山区行政审批局蔺海霞越学越觉得“不可思议”。

蔺海霞的头脑风暴，肇始于今年初青岛定下的“目标”—“学深圳、赶深圳”。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指出，“‘学深圳、赶深圳’，首先是‘学深圳人、赶深圳人’，核心问题是干部。”为此，青岛选派一批年轻干部到深圳体悟学习，蔺海霞便是第一批150名干部中的一员。

选派干部去深圳一线实训，只是青岛对标深圳的举措之一。“凡是深圳能做到的，青岛都要做到。”不同于过去城市单一的经济指标对标，青岛的对标涵盖了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干部队伍等一系列内容，是一场全面化的系统反思和学习。青岛将近年来的城市对标现象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从城市发展角度来看，过去没有出现城市‘对标’热潮，以前城市间更多的是GDP竞争、攀比和追赶，现在是多维度、深层次的对标，城市发展进入到一个‘对标’时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小广告诉《决策》。

这是一场怎样的城市“对标”热潮？背后又蕴藏着哪些深层变化？

“亮剑”式对标

“学深圳、赶深圳，搞活青岛这座城”，这是今年1月29日王清宪上任青岛市委书记后，一直反复提及的事。

为什么是深圳？青岛和深圳，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青岛曾被称之为“北方的深圳”，“南深圳，北青岛”一时瑜亮。同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副省级城市，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阵地，对于所在区域的作用举足轻重。

然而，相似的头衔掩盖不了两城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就是要放大坐标找不足，提高标准找差距，瞄准‘领头雁’‘排头兵’，学先进、赶先进。”王清宪说，在我国五个计划单列市中，按经济总量，深圳第一，青岛第二。深圳面积只是青岛的1／6，但产出整整是青岛的两倍。

首先，这突出表现在青岛的创新能力不足上。作为北方第三座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青岛错失了上一轮互联网经济大潮，与南方经济发达城市相比，已出现“经济疲态”。

以创新的主要载体高新技术企业数来看，2018年，青岛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112家，不仅远低于深圳的1.44万家，还低于东莞的5798家、苏州的5416家、佛山的3900家，排在全国第12位。2018年，青岛研发投入307.1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R&D）投入占GDP比重2.78%，低于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一个城市，经济体量再大，制造业规模再大，没有科技引领能力，也成不了一流城市。”王清宪说。青岛曾缔造了一大批品牌，海尔、海信、青啤等一大批轻工业企业成为带动青岛高速发展的引擎，“五朵金花”成为青岛对外的一张靓丽名片。

然而，由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新企业成长乏力，“五朵金花”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青岛都没有出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叫得响的制造业新星。

其次，在体现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民营经济上，青岛同样“不够强，不够新”，缺乏亮点。在最新发布的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青岛仅有6家上榜，不仅与杭州36家、深圳28家、宁波15家差距特别大，而且还低于省内东营的15家。

这些青岛“着急”的领域，正是深圳的强项。“全国甚至全球的创新力量，都在向深圳聚集，关键就是深圳用市场的力量推动了资本与人才的互动。”青岛在“学深圳、赶深圳”中找到了答案。

“凡是深圳能做到的，青岛都要做到。”王清宪的“誓言”为此次学赶定下了基调。为此，青岛在全市发起了一场“全城对标大作战”，从各区市、各部门第一时间对接深圳相关对标单位，“15个攻势”作战方案答辩会，舆论监督栏目《曝光台》，机制创新，人才交流，大动作频频。

实际上，这是青岛继1994年提出对标追赶大连之后，再次明确提出对标某个城市。2000年，经过7年对标学习，青岛经济总量等关键指标一举超过大连，此后逐渐拉大差距。时隔25年，青岛对准了新的目标：深圳。

青岛成功追赶大连，一直被青岛人津津乐道。大连则不断在反思，为何被青岛超越，且差距日渐拉大。如今，大连将目光投向了上海。

早在2017年9月，大连便在全市掀起了“学习讲话，对标上海，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引导全市认清发展形势，从科技创新、改革开放、产业发展、人才建设等方面，深入查找思想差距和发展短板，树立先进理念，在对标追赶中，积蓄大连发展的内生动力。

敢与一流拼、敢与先进争，青岛、大连向一线城市深圳、上海“亮剑”对标，彰显了它们敢于提升的勇气和自信。正如王清宪所说：“在很多领域青岛与深圳还存在较大差距，但这不是‘不敢赶’的理由。不准备赶，学就失去了意义，越是差距大，才越需要赶。”

同类型城市的互学互鉴

2019年2月11日，新春上班第一天，南京召开了一场一竿子插到底的对标找差创新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动员大会，分会场一直开到乡镇街道。

一年前，2018年新年上班第一天，南京也开了同样主题的大会。会上，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发出了一句沉甸甸的“金陵之问”：“作为东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长三角特大城市，5年、10年乃至20年之后，南京拿什么和其他城市竞争？”

这一问，紧紧锁定“创新”这个核心关键词。“创新是引领南京新一轮发展的指针，是南京的‘华山一条道’。”张敬华说，创新发展，南京已经到了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不行、创新抓得不实更不行的地步。

一组数据便可直观南京创新的差距与不足。先看高新技术企业数，同是省会城市，2018年，广州1.1万家，杭州3919家，南京仅有3126家；在科技服务收入占规模以上服务业比重上，南京仅为杭州一半左右；在衡量创新活力的重要指标上市公司上，南京74家，杭州126家，更远远低于深圳的266家；在最新发布的“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南京仅有9家上榜，不仅与杭州36家差距特别大，而且还低于省内苏州的23家、无锡的20家以及南通的13家。

这让南京很“焦虑”。“开展对标找差，必须全面地对，全方位地比。坚持纵向比与横向比相结合，比出差距感和紧迫感，比出压力和动力。”张敬华说。南京更是一口气开出了创新、产业等“八个对标”，同在长三角的杭州成为南京对标的重点对象。

同为长三角副中心、副省级城市、江南古都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然而在新一轮发展中，杭州创造了许多新特色、新亮点。“南京要学习杭州推动高质量发展、鼓励创新创造、规划建设管理、深化改革开放、践行‘两山’理念的好经验、好做法。”

南京也有着让杭州“艳羡”的地方。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曾指出：“杭州要学习南京坚定不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的定力，集聚转化创新资源、着力建设创新名城的格局，提升城市能级、着力建设美丽古都的气魄。”

苏浙省会南京、杭州互学互鉴，一起发展；陕川省会西安、成都也在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虽同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但西安一直有着自己的“软肋”。不仅经济总量远低于成都，城市建设、公共服务、民营经济等也落后于成都。2017年1月，西安提出以后每个月、每个季度都要和成都的指标比一比赛一赛，并派挂职干部去成都“取经”，把西安的指标体系对接上，实现西安的追赶超越。

成都也不满足于四川省的“卫冕冠军”，学习西安人才引进大手笔，发掘历史文化底蕴的好做法，避免“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打造国家中心城市的“集团冲锋”优势。

同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郑州，也没有因2018年迈进“万亿俱乐部”而沾沾自喜，主动对标学习济南的文明创建和城市管理；济南则是重点学习郑州做大做强的省会战略，济南市领导曾指出，郑州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对济南来说是个很大的刺激，济南再不奋起直追，可能形成中间塌陷。

学而知不足，思而得远虑。“从经济潜力上来讲，同一个类型的城市，发展条件、产业结构、人口规模以及在区域中的重要性都差不多，你发展得好，我发展得‘不好’，你做对了什么？这样对标学习是可以的。”王小广对《决策》分析说。

后发型地市的追赶式对标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7月8日，山西省阳泉市委机关报《阳泉日报》用一个整版，刊发了主题为《我们为什么要比安庆？》系列文章，着重探讨了阳泉市党政代表团赴安徽省安庆市考察学习后，自我发现的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触动。“安庆故事对我们的‘敲打’和冲击是全方位的，是触动灵魂的。”

《阳泉日报》在评论中分析说，“安庆有‘中国近现代工业发源地’之称，阳泉曾有‘煤铁之乡’‘小上海’的荣誉。同处中部地区、都是工业化城市、有着共同的红色基因，发展经历相近、发展阶段相似。”“安庆比我们早走一步，他们的做法，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对我们更有借鉴意义。”这句话道出了后发型地市追赶式对标的真谛。

就在阳泉学安庆一个月后，2019年8月5日至9日，安庆市党政代表团赴滁州、海安、南通三地考察，进园区、看企业、谈经验，对标学习三地的好做法。其中，江苏省县级市海安已是安庆连续第二年“取经”。

2018年8月，安庆曾在20天内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党政代表团，远赴海安对标学习。随后，《安庆日报》连发“八问”，涵盖了安庆经济发展、干部作风、思想解放等多个方面，自我剖析、深挖病源，以求“自知之明”。

安庆为何向一个县级市海安“不耻下问”？安庆市市长陈冰冰揭开了谜底。“安庆有10个县(市)区、15个省级以上开发园区，县区园区之多，决定了发展县域经济是安庆的必然方略。”

“这几年安庆的县域经济从纵向看有发展，但从横向看跟跑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而且越来越有追赶的压力。”在2018安徽县域经济排行榜上，安庆没有一家县域进入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县域经济的乏力，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安庆经济不给力。2017年，安庆经济总量达到1708.6亿元，被马鞍山反超，滑到全省第4位，这是安庆有史以来排位最低的一次，这让安庆感到“很不淡定”。

海安恰好给安庆提供了一个范本和样板。短短十年间，海安从一个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不占优势的农业县，成功转型为江苏耀眼的工业强市，位列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第8位，走出了一条“崛起江苏，领头南通”的发展路径。

同样是普通地级市的山东潍坊，对标的城市则有五个之多。

今年3月，潍坊市委书记惠新安率党政考察团到嘉兴、泉州、宁波、苏州、南通等五市寻标对标学习，并发表了万字长文《我们究竟向南方学习什么？》，道出了更深层次的压力。

“感觉我们跟人家不在一个时代，看了之后，不仅具有强烈的危机感，而且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从经济总量上看，2018年，潍坊是6156.8亿元，比苏州少12440.7亿元，比宁波少4589.2亿元，比泉州少2310.2亿元，比南通少2270.2亿元。数字之下是潍坊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营商环境和工作推进之差。

不止是潍坊，从2018年开始，到南方城市寻标对标学习，成为山东各地市的标配动作。烟台对标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省内对标济南、青岛；淄博对标佛山、宁波、无锡；日照对标扬州、湖州、珠海；泰安对标绍兴，济宁、临沂、枣庄、聊城则对标了淮海经济区“老大哥”徐州。

“一匹马如果没有另一匹马紧紧追赶着并要超过它，就不会永远疾驰飞奔”。王小广认为，后发型城市的对标更多的是一种追赶，要实现弯道超车、跨越发展，就必须以追赶者的姿态，在对标中求发展，敢于竞争，方能成功。

“姜波之问”

当一种现象频繁出现的时候，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动因，城市热衷寻标对标也是如此。那么，全国刮起“对标风”的热潮下蕴含了哪些深层因子？

首先，城市对标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所需。新常态下，发展的强烈压力感、紧迫感和使命感倍增，寻找一个合适的标杆，以标杆为“镜”，可以全面地找准城市所处的方位和坐标，看清自己的“庐山真面目”，催生“对标”的标杆效应和激活效应。

最为典型的便是南京，通过一年对标找差，跑出一连串“第一”。2018年，南京以8%的经济增速，跃居江苏13市和东部沿海经济总量超万亿城市首位；高科技企业增量和增幅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新增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地铁通车里程居全国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下称《报告》）显示，在2014-2018年间，近300个地级以上城市之间的党政领导干部考察学习数据中，占比最高的是经济发展，高达71.5%。这也是当前城市对标热潮兴起的直接动因。

其次，城市对标是抢抓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优化营商环境的良策。《报告》显示，在城市对标学习中，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南方发达城市，是被广泛学习的对象。其中，深圳共接待55个党政代表团，平均几乎一月一次，排名第二的是杭州，被学习40次，平均每年8次；紧随其后的上海和苏州则各有30次之多。这一类城市是创新、活力的城市代表，是被对标学习的“明星”。

青岛“学深圳、赶深圳”，其中重要一项便是学习深圳如何为创新创业创造厚植土壤。通过半年的“学深圳、赶深圳”，青岛创新出现了一些好兆头，高质量发展要素在加速集聚，新动能引领特点愈加突出。

2019年上半年，青岛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38.1%，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59.3%。《2018年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显示，山东4家上榜的企业全部来自青岛，数量位居全国第8，打破了青岛多年“零入选”的尴尬。

第三，城市对标是解决区域发展深层问题的抓手。在这波对标热潮中，“城师”除了北京和天津，都是南方城市，揭示了近年南北城市经济发展的变化。以2013年为分水岭，北方地区经济占比开始下降，差距持续扩大，2018年跌至38.5%。

问题出在哪？“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学深圳，但是差距却越拉越大。原因是什么？”这是青岛市工信局局长姜波提出的一个问题。

“姜波之问”的背后是城市对标的深层原因所在。在她看来，以前学习，多停留在表面，在深层机理上“差火候”。惠新安在《我们究竟向南方学习什么？》中指出，为期一周的南方之行，带给考察团巨大的思想震撼；与南方五市相比，所有差距的根源都在思想观念上。

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北方城市对标南方城市，差距在哪里？不是看城市楼房高低、道路宽窄、广场大小，这些只是浅层次的表面，深层次的根本是观念和意识落后，要从此处破题，决不能‘看了心动、发言激动、之后不动’。”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肖金成告诉《决策》。

8月28日，青岛第二批150人赴深圳体悟实训干部启程，将与蔺海霞所在的首批实训干部交接。“‘学深圳、赶深圳’，关键是要提振精气神，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干。”王清宪深情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