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大城

在省会城市中，合肥是“小字辈”，却是胸怀“大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新设立的省会城市有五个，分别是安徽合肥、河南郑州、广西南宁、河北石家庄、海南海口。1952年刚刚成为省会时，合肥只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小县城，民间戏称为“三五”城市——5平方公里、5万人口、5条道路。

在古都林立、名城星罗的中国，合肥的知名度并不高。在安徽周边，省会城市南京、杭州、武汉、济南、南昌，都是具有深厚省会历史积淀的城市，实力都在合肥之上。在当时的安徽，铁路交通枢纽蚌埠、长江巨埠芜湖，似乎都更有资格引领安徽发展。合肥的经济总量直到1984年才超过芜湖，到1989年才超过安庆。

以这样的经济实力起步，70年追梦“大合肥”，实质上就是破解安徽的“大城市缺失之痛”。这不仅是合肥的渴望，更是整个安徽的需求。

大城之变

经济数据一路上扬是中国大城市传递给外界最直观的印象，作为后发型城市的合肥，经济数据的改变更为明显。

统计显示，1949年时，合肥的经济总量不足亿元;到2018年，接近8000亿元，年均增长10.6%，实现了四次大跨越。

第一次跨越，1949-1975年，26年间经济总量超过10亿元，年均增长7.5%；第二次跨越，1975-1994年，19年迈上百亿元台阶，年均增长9.9%；第三次跨越，1994-2006年，仅用12年迈上千亿元台阶，年均增长16.3%；第四次跨越，2006年至今，平均每两年跨一个千亿元台阶，2018年达到7822.9亿元，年均增长13.2%。从1949年到2018年，增长了8691倍。

1952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2.46%，当时的合肥城区只有5平方公里，人口5万多；到1978年，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十倍，人口达到70万；到2018年底，合肥常住人口数超过800万，建成区近500平方公里，再一次翻了10倍多。这40年，也是中国城市化增长最快的40年，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8年的59.58%。上升了4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长到8.3亿人。

数字增长的背后，是安徽对大省会的追求。因为相比其他省市，安徽长期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心城市，而省会城市的集聚和带动效应，会对全省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武汉之于湖北、长沙之于湖南，成都之于四川，这些省会城市在全省中的凝聚力和辐射力都比合肥强得多。

如果把合肥放在省域格局中，突破安徽的“大城市之痛”，会更加一目了然。

从东西方向来看，南京、武汉是特大型中心城市，尤其是南京都市圈将马鞍山、芜湖、滁州纳为成员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对合肥造成挤压。从南北方向来看，北面的郑州以中原经济区为腹地，将阜阳、亳州等市纳入；徐州都市圈吸收了淮北、宿州。南边的杭州对皖南地区的宣城、黄山等市有较强辐射作用。

由此，安徽全省对中心城市的渴望之迫切，跃然而出。省会合肥也被寄予厚望。

梳理发现，早在1995年，合肥就已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大城市，当时的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29%，即将迈过城市化加速期的门槛。在东部沿海地区，经过10多年发展，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和大连、青岛、宁波等首批经济开放城市，正在崛起为明星城市。曾经的工业经济大城市被这些沿海经济城市超越，中国的城市格局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

进入新世纪后，合肥“十一五规划”中的定位表述是“现代化滨湖城市”；“十二五规划”中则是“现代化滨湖大城市”。一字之差，不仅是对城市空间格局的再造，实质上是发展境界的提升。“大”也顺势成为70年来城市之变传递给外界的最深印象之一，不管是东部沿海城市，还是中西部后发追赶型城市，都把做“大”放在了发展规划的首位，以致于当时中国一夜之间冒出来100多座“国际化大城市”，引发社会舆论的热议。

合肥城市格局的大开大合，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合肥启动了最大规模的“大拆违”与“大建设”；到2006年11月，启动滨湖新区建设。一连串的大动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合肥的城市面貌和空间布局。

2011年8月，合肥行政区划调整后，800里巢湖成为合肥的“内湖”，随之城市形态实现“环城—滨湖—临江”的三级跳;在空间战略上，从“141”组团变为“1331”组团。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组团式空间布局是合肥城市发展的一个妙笔。

因为“摊大饼式”城市扩张已经被证明不是一条高质量的道路，合肥的空间布局规划只能是开敞式、组团式布局，由中心主城、副城、新城、卫星城组成不同功能的体系，有效避免“未大先病、未强先衰”的弊端。这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的一个经典案例，被写入了教科书。

现在回望走过的路，能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城市化率从2003年达到40%到2011年突破50%的加速期间，合肥恰好抓住了城市扩张的重大机遇，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所有大城市急速扩张的一个关键期。如果没有在城市空间上的提前布局，就不可能有今后的发展潜力和平台载体。这也是城市新区遍布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背后推手。紧随而来的就是“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开发，“起吊机经济”成为各大城市一致性的路径。在一片轰鸣声中，中国城市变成一个又一个大工地。

但城市空间扩展只是一个层面，从人口规模上看，区域性特大城市首先是较大规模的人口集聚，这是城市化的重要目的，否则城市就成了建筑物的堆集地。因此，“大”城市不仅仅是地理面积的扩大，更重要的是人口数量的增大。

“特大城市的一个重要性标志就是人口，一座城市若要成为特大城市，总人口至少要有1000万。”2011年8月，合肥市委宣传部、合肥市社科联联合召开“特大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研讨会，安徽省社科联一位专家做定量分析说，“区域性特大城市的基本标志是经济总量超3000亿元，城区人口超500万，建成区面积超500平方公里。”这些关键指标，是一座城市能够参与城市竞争最基本的条件，城市竞争的现实就是如此。在这种特殊的地方竞争性发展的路径下，争先进位带来的是中国城市格局的搅动。

搅动格局

以2006年合肥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为起点，合肥在中国城市坐标系上“怒刷存在感”，外界对合肥的一个常用评价是“搅局者”，因为合肥引发了省会城市经济排名的重新“洗牌”。

但实际上，合肥作为一座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底子薄、人口少的省会城市，一直到2000年后，经济总量还长期徘徊在全国省会城市第18位，全国城市排名50位之外。 在“省会间的较量”上，合肥一直处在下风。首先与周边6座省会城市南京、杭州、南昌、武汉、郑州、济南相比，合肥的经济总量最小，处于“谷底”；其次是到中部崛起战略开始实施的2004年，合肥在中部六省的省会中，经济总量也是最小的。

改变发生在“千亿合肥”实现的2006年，合肥经济总量实现1073.86亿元，超过太原的1013.38亿元。这是合肥经济总量长期徘徊后第一次进位，也是第一次走出中部省会城市“锅底”的尴尬，标志着合肥跃升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到2008年，合肥经济总量连续超过南昌、昆明，再前进2位。同时，还有一个重大改变是，合肥终于跳出周边6座省会城市经济谷底的窘境，超过南昌，提升到中部城市第4位。正因为有了这两次跳跃，合肥被外界称为“区域经济格局上最活跃的改变者”。

随后，经过5年的实干苦干，合肥在2014年经济总量突破5000亿元，并超越石家庄。到2015年，经济总量超过福州和长春，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12位。同时，多项核心经济指标跨入全国省会城市前十位，当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位居全国省会第9位；固定资产投资超过南京、西安、沈阳，位居第5位。

从2006年突破千亿元到2015年，正好走过10年。在全国省会城市中，连续10年经济增长保持两位数的，只有3座城市，分别是合肥、贵阳和西宁，而合肥又是增速最快的。

由此，“合肥速度”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千里之外的太原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拿出一段写合肥，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201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同日刊发《合肥加速度》和《改到深处见奇崛》两篇通讯，解读合肥的发展经验。

当时间推进到2016年，合肥经济总量突破6000亿元，2017年突破7000亿元，又相继赶超了哈尔滨、石家庄和济南，挺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十强。这种争先进位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绝无仅有，对城市格局产生显著的“洗牌效应”。一时间，“合肥连续赶超8座省会城市”“黑马合肥”“合肥现象”占据各大媒体平台的显著位置。2018年6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合肥被评为改革开放40年最成功城市之一！

在这个变动的进程中，不仅经济总量指标争先，合肥的单项指标也在持续上进，特别是体现城市发展质量和内生动力的自主创新主要指标全部进入省会城市十强：在“十二五”时期，合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增长到1056户，由第12位上升到第7位；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年均增长50.93%、47.73%，分别达到16431件和3413件，由第12、16位上升到第5、10位；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8%，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2%，由第16位上升到第3位。

“大”不仅仅在于城市经济体量上，要提升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层级，还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对外影响力。这如同下围棋，需要三个以上的棋子来组成一个“势”，才能乘势取胜。因此，中国的大城市在自身体量增大的同时，集进迈向城市群和都市圈时代。

画圈建群

如果把合肥放在城市体系的维度来解析，又处在什么样的方位？向东有南京都市圈，西有武汉都市圈，向南是环鄱阳湖城市群，向北有山东半岛城市群，东南方是杭州都市圈，西北向则是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

在这盘大棋局上，合肥周边有南京、武汉、杭州、郑州等特大城市竞相发展，都已提前合肥进入“万亿俱乐部”。而且，以这些大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正在“跑马圈地”，扩大影响力。因此，合肥要实现崛起，必须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经济圈。

恰好是在“千亿合肥”实现的2006年，以合肥为中心的经济圈战略规划正式提出，2009年8月，名称确定为“合肥经济圈”，周边的淮南、六安、巢湖、桐城4市纳入经济圈范围。2008年，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启动，合肥与周边城市在战略布局上形成“1+6”。到2010年，合肥—阜阳结对合作，这就形成了以合肥为圆心的“1+7”格局。2013年12月，滁州市整体加入合肥经济圈。

到2016年4月，合肥经济圈升级为合肥都市圈。一年后的2017年4月，芜湖、马鞍山正式加入合肥都市圈。2019年9月，蚌埠成为合肥都市圈的一员。至此，形成“1+10”的总体格局。这已不仅仅是合肥与周边城市的互动，放在安徽全省发展大势中看，是统揽江淮地区的“大合唱”。

就在合肥经济圈成员间你来我往的热恋中，另一个国家级战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在2009年浮出水面。2010年1月，皖江示范区规划正式获得国家批复，合肥是示范区核心之一。合肥经济圈与皖江城市带，实现了江南与江北的“两个联动”。

同样是在2010年，是年3月，合肥正式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从2003年7月提出申请算起，这张入场券合肥整整争取了7年。但超出预料的是，大门一旦推开，各种更大的利好接踵而来。

先是在2012年12月，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五次市长联席会上，合肥被确定为继上海、重庆、武汉、南京后的第5座主席城市。到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合肥被正式定位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2015年3月，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合肥的战略定位是内陆开放型高地和重要战略节点。2016年5月，2019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合肥都是“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

这条以时间为纵轴的演变过程，乍一看眼花缭乱，其背后的实质只有一个，在区域经济新棋局上，

都市圈才是未来发展的主体，这也是城市升级的必然，中国城市化正进入一个更高层次。

经过这一系列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纵横捭阖之后，原本对外影响力有限的合肥，不仅是安徽省域的“天元”，更重要的是合肥居于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间链接点上，呈现出“一根扁担挑两头”的大格局。这一战略区位决定着合肥是承东启西的门户和枢纽，“左右逢源”具备巨大的腾挪空间。

有空间才能有发展的加速度，70年来，跟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一样，合肥经历了城市空间拓展、交通枢纽建设、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平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全面深化改革……当每一次新机遇到来时，只有那些敏锐地抢抓先机的城市，“先起步、睬准点、行动快”，才能汇聚起追梦奔跑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