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or机， 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来临

当前，全球产业转移进入了一个新周期，产业从中国向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业界称之为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这对我国制造业发展造成了深刻影响。

对于地方发展来说，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短期内可能形成断档，但长期看利大于弊。建议各地积极应对，分别针对“技术追赶型”“市场拓展型”“劳动密集型”和“贸易摩擦规避型”企业分类施策、主动布局，促进制造业实现新升级。

四大特征

从历史上看，全球范围内曾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每一次的产业转移对全球经济格局都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学术界、产业界普遍认为全球进入第五次产业转移周期，呈现出四大特征。

从转移路径看，呈现以我国为重点主要向欠发达国家（地区）转移、局部向发达国家（地区）回流的双路线格局。前四次全球产业转移都是单方向的，即由经济发达国家（地区）向新兴发展国家（地区）转移。而本次产业转移呈现双路线格局，即：以我国为中心，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我国中西部以及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另一方面，部分高技术类产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向美国、欧洲等发达地区回流。

数据显示：2013年以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高于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自2014年起，我国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且对外投资增速持续高于利用外资金额；自2016年起，我国有关部门开展了境外投资的合规性审查，导致近两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整体放缓。从全球FDI流向来看，2010-2017年间，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复合增速显著高于我国，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

从转移内容看，呈现高端技术密集型和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步转出局面。

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型制造企业由我国向东南亚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者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17年纺织机械行业经济运行报告显示，我国纺织机械出口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占全部出口额的50.56%；2018年对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的出口额分别增长52.94%、29.61%和15.17%。与此同时，我国服装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013年巅峰时期的38.43%下降至2017年的32.84%，同期孟加拉、越南、印度服装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则从11.55%上升至15.67%。

另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吸引高端产业或产业高端环节纷纷回流。据科尔尼咨询公司报告显示，2010-2014年间，回流美国的企业数分别为16家、64家、104家、210和300家，其中不乏通用电气、玛斯特锁业、卡特彼勒、惠而浦、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等知名企业。另据统计，自2010年2月以来，回流企业和外国投资共在美国国内创造了24.9万个新工作机会，其中60%是从我国回流的。据美国劳动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18年美国新增了28.4万个制造业岗位，增幅为1997年以来最多，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制造业回流策略的积极效果。

从转移方式看，链条式、综合体式、共建式转移成为主要方式。本轮产业转移，不同于以往单一项目、单一环节、单一企业的转移，而是以龙头企业和大企业为核心，带动研发、采购、销售、物流和售后服务等上中下游各个环节实行组团式转移，以形成产业群体和网络。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向东南亚转移就是典型的链条式。近年来，我国纺织服装业先是下游服装代工企业向东南亚转移，然后是中、上游技术型配套企业跟进，呈现出从单个厂商迁移逐步演变成产业链整体迁移的态势。例如，纺织成衣代工类企业——申洲国际、健盛集团、鲁泰A陆续在东南亚布局，带动上游棉纱、印染、面料企业——华孚色纺、百隆东方、伟星股份加快跟进。综合体式以益阳顺德城为例，顺德家居产业在向湖南益阳转移的过程中，由顺德家具协会和乐从家具协会携千家会员企业，打造了一个集“产、展、销、研与专业采购”于一体的泛家居产业新城。共建园区近年来成为产业转移与合作的主要方式，如中外共建的越南龙江工业园、泰国罗勇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都是园区共建的典型代表。

从转移动因看，追求更高技术效率、靠近消费市场和获取低成本成为主要考量。制造业全球布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要素成本、产业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市场潜力等，其中生产成本的变化是首要因素之一。以中美为例，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总税率约为美国的1.5倍，物流费用占GDP比重约为美国2倍。

除了获取低成本以外，追求更高技术效率成为又一大驱动力量。例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智能制造、机器人、3D打印等先进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优化了劳动力、资本、信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了生产及管理效率，吸引了一大批高端产业布局；同时，随着制造业生产向智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以创新技术为核心的高端制造领域，发展中国家的低人力成本不再是主导优势。此外，贴近消费市场也是企业布局的重要考量。例如日用品制造商Outdoor Greatroom公司由于在中国的外包工厂要求其提前9个月订货，转而将部分产品生产迁回美国。

短期影响与长期效应

此次产业转移，既是我国对全球产业发展趋势的主动适应，也是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客观需要，对我国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短期有可能引起制造业空心化及出口竞争力下降。我国制造业高端向发达国家迁移、中低端向发展中国家迁移，将有可能导致我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以工业增加值为例，2011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40.0%下降到2017年的33.9%，降低了6.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1%；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11年的10.7%下降到2017年的6.1%，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而同期孟加拉、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不断上升，制造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制造业的外迁，同时将导致出口增速的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从31.3%下降到2016年-7.7%，2017年有所反弹，但总体来看下降趋势比较明显。

中期看有助于促进中西部崛起和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以汽车产业为例，上汽、北京现代、华晨、一汽大众等相继进入中西部，在重庆、成都、武汉、长沙、郑州等城市建成了相当规模的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基地；再如电子信息行业，形成了重庆、西安、合肥、长沙和贵州等一批产业重镇。据测算，2010-2017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复合增长率平均达到8.24%，中西部地区平均增速远远领先于东部和东北地区，排名前十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区占到9席。

长期看有利于倒逼我国制造业主动创新提升价值链。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得益于劳动力、资金和环境等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以及广阔的多层次市场需求，导致了我国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产品质量的参差不齐，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这些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制造业的创新发展。

随着制造业的向外分流，一方面，对走出去的企业而言，通过更广泛的利用国际市场中的设计、研发、管理、运营、服务等资源，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水平，增强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对于国内企业而言，有利于倒逼企业主动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加速优胜劣汰，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和效益，丰富消费供给，实现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变被动适应为主动融入

产业转移的关键是企业。各地必须因势利导、主动布局，统筹谋划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应对策略，重点鼓励企业变被动适应为主动融入，积极参与全球产业格局新调整，进一步增强国际分工主动权，实现产业新升级。

对于“技术追赶型”企业，应鼓励企业以欧美日为重点开展“双向”合作。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能源、环境高端装备等领域仍处于产业价值链中低端，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建议这一类企业抓住全球制造业格局调整的契机，加强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对接与合作，一方面积极聘用海外高技术人才新建研发中心，开展先进技术合作研究；另一方面通过企业并购、风险投资、信贷援助等方式收购海外企业优质资产，实现企业快速成长。

对于“产能输出型”企业，应鼓励企业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扩大产品出口。我国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建材等产业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亟待寻求新的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但同时经济增长势头好，市场需求潜力大。据经合组织测算，“一带一路”地区每年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在1.5万亿美元左右。对这类企业建议重点瞄准沿线政治经济稳定、合作愿望强烈、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以工程承包、项目援助等方式加强产品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应鼓励企业以我国中西部和东南亚地区为重点外包生产。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土地、能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的深入实施，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管理水平、人才素质将不断提高。同时，东南亚地区劳动力成本目前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许多企业转移的热门之地。要聚焦这类地区，鼓励纺织服装、食品加工、能源等劳动密集型、成本敏感型的企业，通过外迁生产基地、共建产业园区等方式实现分工协作。

对于“贸易摩擦规避型”企业，应鼓励企业以消费市场和出口免税地区为重点就地生产。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对我国一部分制造业出口形成了负面影响，对于这一不利局面，建议采取间接方式曲线发展。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主要的消费地投资设厂，根据当地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进行生产经营和产品投放。另一方面，比如墨西哥和美国、加拿大及其他29个国家（主要在拉丁美洲、欧洲）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产品可以免关税进入上述国家。因此可以以墨西哥为中转基地，通过开设加工厂的方式迂回出口。

（作者单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