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灾难，我们必须成长

现代社会日益技术化，而技术越发展，社会越精细，一定程度上城市越脆弱。由于关联性的增强，一个“点”的问题，会很快扩展到整个“面”。

灾难是伴随人类历史的现象，而大部分灾难与人自身的行为密切相关。灾难考验一个民族的心智，也促发人们强健公共理性。重要的是，经历了灾难要“长记性”，不可健忘。

在疫情处置上，至少有这样一些公共治理界面的诫示：

一是要在“第一时间”作最快反应，绝不可丧失宝贵的“窗口期”。灾难发生有一定萌发期，须作最快最得当的应对而不贻误战机。大疫当前，人命关天，没有什么比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更重要，当以救灾为第一要务。

二是尽早公布疫情，把真相告诉人民。疫情发生后，是及时公布真相还是以各种名义遮捂，是检验公信力的分水岭。信息是一种公器，不为一地一部门一单位所垄断。

“谣言”止于公开透明，哪里有信息公开透明，哪里就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捂压信息只会造成社会恐慌，更不可动辄以“抓造谣者”来杜塞言路。以任何名义屏蔽信息、瞒报漏报，甚至误导公众,是一种严重的犯罪。

三是最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把灾情降至最低。现代社会稍具规模的疫灾，非一地一时“单打独斗”所能应付，社会力量的参与能帮助解决很多问题。最大限度地调动、求助于社会力量乃为上策。

绝不能打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官腔，动辄以“物资充足”“储备得当”来标榜政绩。社会力量乃至国家体制的介入，是救灾防控的成功之道。

最后，要有感念苍生、悲天怜人的情怀，绝不把灾难化作“赞歌”。人类历史上经历过无数灾难，灾难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成为“喜事”。对此次疫情，该查证的须查证，该追责的要追责。漠视死难，罔顾生命价值，以“多难兴邦”自许，对灾难唱赞歌，与“以人民为中心”完全相悖。拿人民群众生命利益搞“人设”，作政绩标榜，更是一种犯罪。

恩格斯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我们要作“聪明的民族”，经历一次灾难，当有一份成长，深刻汲取沉痛教益。

（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