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大脑”：开了什么“脑洞”

时隔一个月，马云又来安徽了。

6月6日，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与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马云和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有关负责人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将建立定期协商联席机制，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电子商务、跨境贸易、智慧旅游等行业加强深度合作，更好助力数字江淮建设。其中，推进数字江淮建设，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城市大脑建设，吹响了安徽数字“智”理的号角。

当双方的思想碰撞激荡庐州时，400公里之外的杭州，阿里一手缔造的城市大脑，正在上演着城市有序运行的一幕幕。作为城市大脑的诞生地，杭州创造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杭州模式”，也引发了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新一轮“智”理建设热潮。“现在全国宣布要做‘城市大脑’的大概有500多个城市，几乎涵盖了所有副省级以上城市和地级市。”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封松林说。

城市大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大脑”？到底有什么魔力，会让城市如此偏爱？

进入算力时代

风起于青萍之末。谁也未曾想到，杭州城市大脑起源马云的一次“堵车”。

2012年12月，“2012中国民营企业峰会”在杭州召开，原本上午9时开始的会议，因马云迟到而推迟了几分钟。

造成马云迟到的原因正是杭州交通拥堵。彼时，杭州交通拥堵程度排名全国前3，是有名的“堵城”。马云找到了时任阿里巴巴集团CTO、阿里云总裁王坚，寻求破题的方向。“城区既有的道路规划已基本定型，能不能从技术角度解决杭州拥堵？”

2016年4月，王坚提出城市大脑设想。为什么取名城市大脑？

王坚经过了一番深思才得出了答案。“城市进化到今天，需要有它自己的智能。这个大脑是城市的大脑，不是把人的大脑安到一个城市里面去，应该把城市真的当成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只不过这个生命体，是有那么多人共同来组织的，所以当时就有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

从一开始，王坚便赋予了城市“会思考”的使命，“思考”的核心是数据。“杭州注册的车有250万辆，但正常情况下的某一时刻，道路上只有20万辆车，最堵的时候其实也只有30万辆。”在王坚看来，解决交通顽疾的关键不是250万辆车，而是“多出来的10万辆”。

杭州率先在萧山区市心路试点，投用交通模块，计算道路监控、红绿灯等设施每天产生的海量数据，得出实时的交通优化方案，智能调节红绿灯，车辆通行速度平均提升了3%至5%，最高达11%。

“治堵”上的初战告捷，让杭州城市大脑建设走上了“快车道”。2017年10月，城市大脑1.0版本发布，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杭州拥堵下降到全国第57位。同年11月，城市大脑入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在改善城市交通治理方面的显著成效得到国家认可。

2018年5月，杭州发布全国首个城市数据大脑规划，时限为5年，首次确定了城市大脑未来各阶段的主要建设目标和应用领域(交通、平安城市、城管、旅游、医疗、环境、信用)。

同年9月，城市大脑2.0版问世；仅仅3个月后，城市大脑(综合版)发布，步入3.0版本建设阶段。与以往不同，3.0版本建立了中枢系统，开始从单一的交通“治堵”向“治城”迈进，全面走向城市多维度治理，并融入到杭州城市建设当中。

“交通方面的探索实际上可以延伸到各个方面，到最后城市每用一度电也是被计算过的，每一滴水也是被计算过的。”在王坚看来，城市发展经历了马力时代和电力时代，如今已步入算力时代。

“当城市第一次有了马力，城市就必然需要道路；当城市引入电力，必然需要建成电网；当城市对算力产生依赖之时，必然需要有一个新的基础设施，这就是‘城市大脑’产生的逻辑。”王坚分析认为。

梳理城市大脑发展历程会发现，无论版本如何迭代更新，背后的实质是数据的汇集和计算，更强调即时、全量、全网、全视频，离不开数据的互联、在线、智能和开放。“城市大脑就像人脑一样，具有视觉、听觉、嗅觉等感知系统，并能及时有效分析数据，发布行动指令。”专家分析认为。

这些年，智慧城市建设风起云涌，快速化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感而不知”“盲人摸象”“雾里看花”等现象，杭州城市大脑的出现，重新定义了智慧城市，一举站上了风口。

城市的“标配”

2020年3月起，杭州城市大脑又大火了。

在位于云栖小镇的杭州城市大脑展厅里，来考察、取经的人一拨接一拨。“目前，只接待各地政务考察，由于疫情原因，拒绝了很多，平均每天要接待10拨人以上。”负责人告诉《决策》。

城市大脑接待任务的“猛增”，源于其在疫情防控上的创新—“健康码”。这款从城市大脑孕育而出的“战疫神器”，已被全国200多个城市“抄作业”。

这已不是杭州城市大脑第一次惊艳全国。早在其诞生之初，就如同封在瓶子里的香槟，“嘭”的一声，能量大迸发，引发了全国城市大脑建设的热潮。

最先跟进的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超大城市，这一类城市人口超千万，发展超前，在城市化进程中率先遇到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超大城市病”，亟需技术赋能城市治理。

它们并不是全域式推进城市大脑建设，而是渐进式地选择一块“田”来试验。2018年3月，北京海淀区开始着手建设城市大脑，今年底将初步建成；2019年2月，朝阳城市大脑启动试运行。

无独有偶，上海城市大脑的诞生，也是从“一扇窗”率先展开。2018年3月，上海浦东新区城市大脑正式上线，被誉为堪比科幻片的城市管理；2019年3月，上海首个区级城市大脑在普陀运行；今年4月，上海明确“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的建设目标。

“一方面，大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更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由此决定了城市大脑建设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对人口众多的大型城市来说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大城市的试错成本高，不可能一下全面展开。”杭州市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周旭霞对《决策》分析说。

这一类城市的城市大脑往往分为多期项目进行，投资额达到数十亿元，走的是“单兵突进、试点先行”向“纵深推进、全面提升”的路子。

相对大城市的大手笔动作，中小城市在城市大脑的建设模式上，更为全面，多为全域覆盖式推进，也进入快跑状态。“过去建设城市大脑，大城市比较多，但它不受城市大小的限制，实际上小城市更需要，需求很旺盛。”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讯飞智元总经理张友国告诉《决策》。

最典型的便是山东省高青县。这座人口不到40万、GDP不足200亿元的北方小城，却在2019年因一场全国县域智慧城市峰会而被外界所知。

高青从城市战略发展高度上，引入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了从“智慧高青”到“链上高青”，再到“高青大脑”的转变，成为县域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一个县域虽然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企业能够从各个维度去给它匹配相应的技术，试错成本不大。”周旭霞分析认为。

从企业角度来看，也进一步印证了城市大脑席卷全国的浪潮。2018年开始，一些企业很快嗅到商机，大规模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尤以BATH（百度、阿里、腾讯、华为）四家巨头为甚。

2019年，BATH城市大脑建设达到高峰，多达93个。不完全数据显示，从2015-2019年，BATH中标了117个城市大脑项目信息，涵盖25个省市地区、44个城市，涉及招标金额达到102亿元。

在竞逐城市大脑的赛道上，全国城市已经形成共识。“类似于‘城市大脑’这样的智慧城市系统，正在逐渐成为城市的‘标配’，谁家没有‘大脑’都不好意思串门了。”

“未来城市的竞争”

当一种现象频繁出现的时候，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动因，城市大脑热潮也是如此。那么，全国城市对其“上头”的深层因子是什么？

首先，城市大脑是实现城市向智慧化飞跃的新动能。

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背景下，城市治理也在朝着多元化治理、长效化运营、精细化服务的方向转型。基于城市大脑，实现时空框架下的多源数据融合、数字化计算的智能协同效应、城市级全面洞察，将实现城市从智能化向智慧化的飞跃。

以杭州城市大脑为例，它不仅是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还包括杭州各个部门和单位837亿条数据的“知识储备”，市民的手机、市民卡、交通灯、医院都是“大脑”可以直达的“触手”，更好地触摸城市脉搏、感受城市温度、享受城市服务，大大提升了城市的智慧化水平。

其次，城市大脑是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抓手。

城市大脑的核心是利用实时全量的城市数据资源，全局优化城市公共资源，在社会治理中实现全过程全时代、全覆盖全方位的管理，从而形成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反思的全周期闭环，促进城市全周期管理。

于城市治理者来说，城市大脑是全新的工具，不仅能实时掌握一手资料，而且能通过分析比较作出更精准的决策。过去，杭州城市运行的数据靠报表层层报送，现在通过城市大脑的数字驾驶舱，如同司机在驾驶室里就能观察路面情况，成为城市治理的扫描仪。

第三，城市大脑是盘活数据要素的新举措。

数据生产要素属性的提升，关系着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也关系着城市发展的未来。最新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数据开放共享。

作为开放式中立的平台，城市大脑将政府开放共享的数据与社会数据高效融合协同，实现城市域的知识管理，激活数据潜在价值，为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兴资源和以人财物为代表的传统资源高效流动，提供了新路径。

最后，城市大脑是“两新一重”的重要内容之一，带动产业创新发展的新基建。

疫情冲击下，新基建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标签。而城市大脑作为新基建中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牵引性强、附加值高，不仅可以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更能带动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

走在前列的杭州，很快喝上了“头啖汤”。仅杭州“城市大脑·欢快旅游”10秒找空房、20秒景点入园、30秒酒店入住等应用场景，让游客“多游一小时”，就能为杭州旅游每年增加100亿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如今的杭州，以城市大脑为典型的智慧理念，早已内化至城市产业生态的方方面面，创新效益呈裂变式增长。杭州数字经济已连续19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经济贡献率超过50%，正在朝着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奋进。

采访中，城市大脑相关负责人和专家一致认为，城市大脑的建设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是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让人们的“脑洞”大开，进而带来理念的更新。

综合来看，城市大脑揭示了城市未来的发展模式，也预示着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未来城市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智慧化的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产业创新能力、社会治理水平、宜居宜业水平相互之间的一种竞争。”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曾指出。

“一城一脑，千城千脑”

目前，杭州城市大脑的效益开始逐步显现，走在全国前列，自然成为其他城市学习借鉴的对象。那么，学习“杭州样板”，学习什么？

城市大脑的关键在于数据，难点也在于数据，如何打通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是建设的难点所在。“对很多部门来说，数据象征着权力，一开始杭州的有些部门也是不愿交的。”周旭霞告诉《决策》。

但很快，杭州就找到破题之策，以“一把手”联动多部门高位推动城市大脑建设。在市级层面，成立杭州城市大脑建设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另有6位市领导担任副组长，一位副市长主抓，各区县(市)和各部门主要领导均为领导小组成员。

不单“大建设”要如此“兴师动众”，杭州一些“小创新”也是联动而行，最具亮点的便是工作专班制度。杭州以项目为单元，建立工作专班，统一在云栖小镇集中办公，并在办公场地、后勤服务、设备设施及云资源等方面，给予专班统一保障。

杭州媒体形容这一创举解决了数据共享的“最后一厘米”，城市大脑打通的不仅是数据，还有部门、层级、城乡、理念的隔阂。在这方面，杭州的做法值得借鉴，但同时专家也提出了一些担忧。

“杭州‘城市大脑’的一些创举，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想要，都能拿到一整套操作流程、实施细则‘依葫芦画瓢’。但如果把‘城市大脑’作为标签、门面和政绩，手里即使有再完美的方案，也只是叶公好龙，不能真正收获红利。”这要求地方既要有改革创新的魄力，更要有干事创业的担当。

与方法、技术的复制推广相比，绝大多数来杭州学习的考察团，往往都会问到一个问题：“我们也想做‘城市大脑’，要投多少钱？”

城市大脑建设周期长，投资动辄数亿元，对于一些财政本就不富裕的地方，无疑是一种奢望。特别是后发地区，显得尤为紧张。

从目前城市大脑的运营模式来看，政企合作成为主导模式。政府利用国资平台，和外部企业联合成立合资公司，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营，可以有效化解资金压力难题。

风物长宜放眼量。“‘城市大脑’的投入，就跟药物开发一样，一开始投入很大，但一旦规模化应用以后，成本便会下降，并且杭州已经先行先试，有些弯路不需要再走一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蔚文分析认为。

尽管杭州、上海、北京等城市为全国提供了城市大脑的范本，但在国家标准层面上，还没有一个城市大脑的规范标准出台，这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于地方而言，城市大脑的规定动作固然重要，但当地的自选动作也必不可少，只有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符合本地需求的智慧平台、应用场景，才能可持续运转下去。

“未来‘城市大脑’会是‘一城一脑，千城千脑’。每个城市都会拥有针对自己城市特点定制的‘城市大脑’，实现更好的城市运作。”上海浦东临港智慧城市发展中心主任陆肖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