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新力量

“长三角区域要发挥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和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积极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短短一句话，内涵丰富、力蕴千钧。

面对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着眼长远、把握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中国经济当前最为紧迫的新命题。

在大局上谋划，于关键处落子。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在长三角落子布局，要求长三角“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既赋予了长三角战略突破口的重要历史使命，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新格局下的长三角如何抢抓机遇、率先突围？

新背景，从量变到“质变”

深刻理解新发展格局是长三角战略突破的前提。“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有深刻的背景和涵义，中国对于对外开放与对内合作的理解进入新的层次，以往从来没有认识得这么深刻。”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告诉《决策》。

过去，中国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巨大作用，但这样的发展模式近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加速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转变。

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4.2％，但到了2019年，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了31.8％。与此同时，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据统计核算，2008年至2017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其中，消费已经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名副其实的第一推动力。

在此消彼长的态势中，不断累积的量变已经开始引发“质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

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关系变化成为“质变”的契机。“全球疫情大爆发，对全球分工体系带来巨大挑战，疫情使得全球产业分工网络被隔离、阻断了，没法循环了，这是直接的导火线，倒逼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重构；另一个就是中美关系影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原有分工体系被强制中断。”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先海分析认为，此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发展战略调整，这两个是最直接的因素。

从产业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后再次出现类似情况，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冲击，如何防范于未然？另一方面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如果美国的政策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中长期都要面临的问题，怎么办？

在黄先海看来，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回答和应对这两个重大挑战，“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无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政策的原因，国内仍然能循环起来，产业分工体系能够相对独立地运行”。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与以往发展格局最大的不同。除了安全底线要求，新发展格局还有更高的要求，“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就要求，中国要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领制高点和关键环节，占据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而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使命，用长三角“小循环”促国内“大循环”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十分迫切。作为改革开放优等生的长三角，理当担负起战略突破口的重要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今年中国经济遭遇严峻考验，长三角地区率先复苏，上半年对全国的经济贡献度不断提升，凸显了长三角地区发展质量走在全国前列。

特别是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长三角发展就要置身于国家改革发展大局的高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率先探索。与其他地区相比，长三角地区具有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和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肩负起这样的重任，成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先行探路者。

如何率先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新使命下长三角需要思考与探索的命题。

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长三角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内开放与一体化是国内大循环形成的基石。”黄先海认为，长三角要通过深化区域合作形成一体化的区域市场，通过深化改革打通内循环的堵点，让各类要素更为顺畅地自由流动，构建长三角区域“小循环”。同时发挥长三角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形成国内大循环。

新发展格局要求“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长三角在发挥国内市场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资源，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长三角要主动对标全球、链接全球，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改善营商环境，以开放、服务、创新、高效的发展环境吸引海内外人才和企业安家落户，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努力成为联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桥梁。

新发展格局要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加快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长三角要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就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做文章，以一体化区域合作来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实现“1+1+1+1＞4”的效应。

“长三角通过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构建内部小循环，对整个中国大循环的形成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张学良认为，长三角内部要抱团合作、共同创新、协同集聚，使得区域“小循环”能够加速，形成强劲活跃的增长极。

发挥长三角先锋示范、引擎带动作用，用长三角日益畅通的“小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使命和路径已然清晰。

新机遇，大格局中有大作为

在新发展格局中，长三角将成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和强劲引擎，这将为长三角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

“通过科学谋划和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长三角可以在扩大开放中获得更有力的资源、技术、人才、资金支撑，进而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张学良分析认为，构建国内大循环，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可以带来很多收益，比如规模经济降低了生产成本、专业化分工降低了服务成本的收益、市场规模扩大增加了产品的多样性等。

对长三角而言，新发展格局并不是一个宏观抽象的概念，而是切切实实的大时代机遇。

过去30多年来，长三角一体化不断深入，“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特别是科技与产业的协同分工，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等方面，而这些正是新发展格局中长三角需要去率先突破的。可以说，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契机。

在新发展格局中，上海市提出要打造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浙江省提出要打造国内大循环的强大动力源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枢纽；江苏省提出要主动发起循环、积极融入循环，实现制造升级、创新升级、消费升级，在形成新发展格局中走在前列；安徽省提出要担当“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可以看出，三省一市均有强烈的机遇意识，在长三角一体化大框架下纷纷提出自身的战略定位。作为长三角的重要成员，率先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安徽来说，同样也是重大的发展机遇。

“安徽长期以来以内向型经济为主，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我们是有自身的比较优势的。”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宏观部主任窦瑾分析认为，安徽一方面连着最发达的长三角，一方面是面向中西部发展的门户，腹地广阔，枢纽地位有利于更好利用国内大市场的优势。

从供给端来看，安徽产业门类齐全、特色鲜明，形成了具有比较优势的消费品制造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从消费端来看，安徽是人口大省，处在城镇化加速阶段，居民消费不断升级换代，消费潜力很大。更重要的是，安徽在创新方面有独到的优势，通过打造创新策源地，在原始创新和创新成果转化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长三角是面向全球的战略平台，我们要更好地利用长三角的平台和跳板，包括长三角开放的载体和资源，立足于国内循环，稳步拓展外部循环，积极参与打造长三角‘小循环’，在这方面安徽是大有作为的。”窦瑾告诉《决策》。

新探索，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容易被卡脖子的关键点，也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长三角是我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要素最集聚、产业链最完整、创新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中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一半以上。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是长三角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特别是当前新一轮产业链重构、全球产业变局的窗口期正在到来，长三角必须抢抓机遇，以世界级产业集群为目标，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

产业链融合是一体化的难点，在这方面长三角已经开始破题。2019年底，三省一市联合启动编制“长三角产业和创新资源标识图”，进展迅速。目前，第一阶段新能源汽车和集成电路行业长三角标识图，已完成数据采集。

把创新资源标识出来，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开放共享，共同开展重大科技攻关；把产业集群标识出来，每个地方集聚了哪些产业集群、发展到什么阶段，都能一目了然，各地产业发展也就能有所侧重、有所分工，真正形成有特色优势的产业集群。可以预见，未来几年，长三角将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吸引、集聚更多的要素资源，形成更紧密的产业布局。

“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创新是灵魂，竞争的重点是科技和产业的比拼。长三角需要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紧盯全球前沿技术，实现重点突破，持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张学良认为，长三角要利用我国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促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不断攀升，这样才能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