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勇闯新路的方法论

对话嘉宾：

（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德忠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叶南客  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江苏创新型城市研究院首席专家

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刘   亭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首席专家

陆   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倪鹏飞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老办法、老路子”

《决策》：从各地实践来看，一些地方贯彻新发展理念，用的却是老办法、老路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刘志彪：一个地方贯彻新发展理念是不是走老路，要看在这个阶段中，符不符合当地的实际，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比如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发展优势可能还是靠要素资源驱动。这种情况下，过去工业化的路子还是要走，发展的产业也许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可能还要注重出口，但不能说这不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根据所处阶段来判断。

老路，并不是说过去的路就是老路，这是两码事。比如一个地方工业化到了一定程度，现在还不升级，这是老路。还有一些地方对自己的缺陷认识不足，强行往前冒进，这也是老路。过去经常犯的错误，现在还犯，那还是老路。

《决策》：老办法、老路子中，一个典型便是很多地方不善于“弹钢琴”，没有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以安徽为例，区域发展呈现一定的不平衡现象。您是如何看待的？

倪鹏飞：从国家次区域的角度看，正在形成由扩散规律所支配的“东中一体”新格局，同时还出现了南北分化，这种分化不仅程度在加深，而且范围也在扩大。

从安徽来说，合肥还没有发展到一城独大，首位度在30%以下，这是正常现象，但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安徽要打造以合肥为核心，南方芜湖、北方阜阳为中心的一体两翼都市圈格局。

陆铭：新发展理念是长期的、全局的和多维的发展，全局是指不能某个领域发展，其他领域没有发展。

安徽要重点做好调整空间格局，借力长三角一体化，更为紧密地融入。如果用点轴概念来定义安徽，点就是以合肥为中心的都市圈，轴就是皖江城市带，合肥发展高科技产业，皖江城市带发展先进制造业，形成“一点一轴”的发展格局。

合肥都市圈和皖江城市带，充分享受规模经济效益，皖北是资源型，皖南是文旅型，要减少人口，提高人均，形成高质量发展态势。随着人口大开大合的流动，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破解之道

《决策》：地方应该如何破解“老办法、老路子”现象？

王德忠：新发展理念不是指导一个方面，而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几点需要重点把握。

一是发展动力要调整。过去一些地方发展有个特点，靠大规模资源投入，这难以持续，现在必须要转到创新驱动上来。

二是区域发展要调整。区域发展不是一枝独秀，而是满园春色，当然在具体实施上，考虑效率和成本，可以分步走，有针对性。

三是发展内涵要调整。过去一些地方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现在绿色发展要摒弃这种路径。

四是发展举措要调整。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要突破原来很多老框框，靠什么来突破？要靠改革开放。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很多方面要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开放，首先理念上要有开放的胸怀和意识。

五是共享发展要调整。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民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决策》：长三角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区，涌现出哪些新办法、新路子？

叶南客：江苏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上走出了一些新路。2019年，江苏在南京市江宁区、南京江北新区、苏州市昆山市、苏州工业园区、无锡市江阴市、常州市溧阳市六个地方，围绕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人的现代化六大方面，进行开创性、示范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去年10月，六个点都交出了圆满答卷，给出了一套江苏走新路的模式。

近些年来，围绕南京都市圈建设，南京也探索出一些新办法，在都市圈建设上，出台关于推进南京都市圈城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地方性法规，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另外，南京已连续三年推出“优化营商环境100条”，每个月开企业家早餐会，解决了很多难题。

王德忠：上海在政府改革上持续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把上海作为我国的两个样本城市后，围绕营商环境优化，做了很多具体的改革。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近年来，上海站在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发展大局的高度，率先实施了上海自贸区、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国家重大战略。这些都是上海大胆闯、大胆试出来的。

用市场逻辑干事，用创新推动价值转换

《决策》：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排在第一位，“十四五”规划中，创新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如何看待这一突出变化？

刘亭：新发展理念较之过往最大的突破，在于确立创新的核心地位。科技创新固然重要，但仅限于此也有偏差。新发展理念所指的创新，应该是全面创新，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核心战略，或者叫首位战略，否则是撑不起“大台面”的。

概括起来说，全面创新有三个方面：一是与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相关联的“科技创新”；二是与生产关系（体制机制）变革和进步相关联的“制度创新”；三是“人文创新”。生产力生产关系都离不开人，科技成果和制度安排都是人的作为的产物，而人又是有思想、有价值观追求的，所以人文创新是最根本、最深厚的创新。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

《决策》：安徽作为创新大省，如何进一步依靠创新迈好“十四五”开局第一步？

王德忠：安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一个快速甚至是高速发展的阶段，要分析一下这几年高速增长靠的是什么，能否持续，是否在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实现创新驱动，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而是尽早谋划布局、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安徽要更多关注那些能够引领发展、提升功能、实现价值转换的创新。

《决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要处理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地方政府应该怎样更好发挥市场“无形的手”与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

王德忠：实际上，有的地方政府还是管得多，市场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上海市场意识比较强，这与它的历史和区位有一定关系，政府管的相对较少。有人说，上海政府是强政府。不是说强政府就不好，关键是什么强，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强在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和公共保障等方面。

刘亭：现在相当普遍的一个问题是，明明市场可以大有作为的，有的地方政府却不按市场的逻辑去办，结果事倍功半。如果对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只用三个字概括，我的答案就是“市场化”。

浙江快速发展的奥秘，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浙江中小企业被人形容为“一群小狗”，还说浙江人人都想当个老板，都想发点小财，所以国家一放松管制，允许民营经济发展，浙江就“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雨露就发芽”。“泥腿子上岸”办厂开店，民营企业家脱颖而出、茁壮成长。

所谓“发挥政府作用”的“更好”体现在哪里？首先是要敬畏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然后才能顺势而为。如果离开这个前提和基础，弄不好“政府作用”还会适得其反。

用一体化思维参与虹桥枢纽建设

《决策》：国务院已批复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虹桥将闯出一条怎样的新路？

王德忠：虹桥枢纽的作用不仅仅是带动上海发展，应该向长三角辐射，甚至辐射更多的地方，成为国内优质资本和国际资本集聚的重要平台。

刘志彪：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虹桥枢纽将发挥一个8字型作用，8字的下部是国内市场，上部是国外市场，中间交汇点是能量交换的地方，在长三角，这个核心就是虹桥。新发展格局下，需要长三角的共同努力，才能在虹桥形成更大的能量。

《决策》：作为长三角新晋成员，安徽如何深度参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倪鹏飞：目前，安徽处在一个加速起飞阶段，面临东部向中部扩散的一个重大机遇，特别是长三角中心区的高端外溢效应，虹桥枢纽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安徽在承接江浙沪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应主动担当长三角发展要素向中部城市外溢的桥梁，带动中部地区发展，致力于发展成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国共同富裕”的样本。

王德忠：对安徽来说，这也是一个机遇。为什么这么说？苏州就是一个例子。苏州主动谋划对接上海张江药谷，承接了一批“研发在张江、生产在苏州”的生物医药企业，其中就有皖籍企业家前去投资。安徽同样也可以这么做，“总部在虹桥，分部在安徽”，是可以探索尝试的。

陆铭：安徽至少有两个事情可以做。一是未来虹桥会有越来越多的总部集聚，如果总部在虹桥，从上海往西的高铁沿线城市，不要跟上海抢总部，而是充分去享受它的溢出效应。二是虹桥将成为人流中心，安徽要将合肥等一些大城市变成在虹桥枢纽的航站楼，相当于在合肥高铁站办完check以后，直接可以到虹桥登机。

安徽一定要摆脱过去的传统思维，产业发展不是一定就得把产业落在本地，如果虹桥建个大学，在安徽落个学院或者研究院行不行？企业总部在虹桥，生产基地也可以在安徽，一定要有一体化思维。

刘志彪：安徽可以做的很多，国际会展、金融功能可以参与，交通可以与虹桥代码共享，在交通一体化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产业一体化，加速资源流动，从而打造利用国内市场集聚全球资源要素的重要平台，这就是走新路。

虹桥未来需要大量硬件服务器和软件产业，安徽在长三角有很多优势，可以对其进行配套，联动发展。另外，安徽要主动到虹桥设置办事处，一些大企业要去成立办公区，吸收国际国内生产要素。

叶南客：虹桥枢纽是一项巨大的试点改革，未来将是亚洲最大枢纽，不仅带动长三角，也带动长江经济带，这就离不开合肥等城市一级一级传导。安徽是长三角、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的重点和承接点，无论是虹桥枢纽，还是上海都市圈，在向中西部传导能量和辐射带动中，安徽具有自身独特的区位和优势，要主动打造能量传导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