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中的地方治理创新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地方治理能力的一次全方位检测与极限考核。在这场“大考”中，作为“优等生”的长三角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决策》从地方治理创新案例的角度进行了深度分析。从上榜案例分析来看，长三角地方治理创新呈现出鲜明的新时代特征：创新一体化联防联控机制，确保了区域“协同防控”卓有成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助力城市迈向数字化治理新时代;在基层社区，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疫情防控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

《决策》评选出的“2020长三角地方治理创新十大案例”，在疫情大考中经受住了实践检验，必将成为地方治理宝贵的“良方”。梳理总结上榜案例的创新理念和新鲜做法，将极大地助推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一体化之“机”

兵贵神速，战“疫”制胜首要在快，必须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早在疫情初期阶段，长三角打破区划藩篱，迅速筑起联防联控的共同防线。

2020年2月7日，长三角三省一市召开视频会议，建立联防联控机制，明确七项合作事项。2月27日，三省一市再次召开视频会议，进一步合作建立五项工作机制。两次会议上，三省一市党政“一把手”均出席，还建立由常务副省(市)长牵头、各省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相关专项工作组和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负责具体落实的协同工作模式。

联防联控不是单纯对疫情进行“堵”，同时也包括信息互通、物资共享、管理联动。在“7+5”联防联控机制下，三省一市重点推动建立信息互联互通机制、重大举措互相通报机制、重要防疫物资互济互帮机制、交通一体化联动机制、医疗救治工作联动机制等，大大提高了长三角地区政策协同效率。

3月初，当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开始转向复工复产阶段时，一系列难题浮出水面。特别是由于疫情防控中采取省界“分设关卡、分开检查”的方式，以及“跨省人员居家隔离14天”等政策，使人员无法跨省市流动。

长三角经济联系紧密、人员来往密切，跨省市流动不畅意味着复工复产将遭遇极大阻碍。此时，长三角在全国率先推出健康码互认通用机制。“从上海到浙江只要一个码，不要小看这种便利性。”专家分析指出，这种便利性会大大刺激经济往来的需求，摩擦系数降低，很多经济活动就会活跃起来。

疫情防控状态下，企业复工面临上下游配套、办事审批、资金配套等多方面难题。特别是长三角区域内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非常紧密，关键时刻一体化协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城市之间产业链的协同供给，保障了重点防疫物资稳定生产。除了强化供需匹配和原材料、零部件生产供应，落实通关、物流等协同保障之外，企业招工、员工返岗等方面也建立了协调对接平台。

从各地“自我防控”变为长三角“协同防控”，从复工复产“各自为战”变为区域内“协同推进”，长三角充分发挥出一体化协同优势，联防联控实现“3+1>4”，在疫情大考中交出了优秀的答卷。

更可喜的是，“联防联控”为今后一体化制度建设积累了经验，成为“深水区”突破的重要契机。

比如，一些地方将“健康码”与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打通使用，为区域医保一体化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长三角医保异地协作也投入“实战应用”。2020年1月30日，有3名上海参保人在无锡发病并被当地医院确诊为新冠肺炎。无锡医保部门立即与上海联系，上海医保中心及时为3名患者办理了异地备案手续。

公共服务一体化是一体化中的难点，而联防联控打破了区域分割壁垒，有望借机啃下一些“硬骨头”，形成一批长效机制。疫情之“危”成了一体化之“机”。

数字化治理“加速度”

疫情期间，数字化战“疫”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成为疫情防控不可或缺的“利器”。有专家认为，疫情把中国数字化转型向前推进了十年，“在疫情推动下，数字化时代已经提前到来”。

从“2020长三角地方治理创新十大案例”分析来看，上榜案例中有一半与数字化治理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2020年可以称为数字化治理“元年”。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安徽铜陵的“城市超脑”。

令铜陵人没有想到的是，刚刚上线试运行的“城市超脑”，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发挥出巨大作用。

2020年春节刚过，疫情尚未缓解，农贸市场作为最早一批复工复产的场所，由于人流量大、情况复杂，防疫压力巨大。特别是出现一些未戴口罩现象，监管困难。

“城市超脑”监测到这一现象以后，迅速发出预警短信，将情况告知市场管理人员。30分钟内，市场管理人员立即对未戴口罩人员进行了当面警告，并下发了整改通知。疫情期间，“城市超脑”系统上线后便发现未佩戴口罩者30余人，大大提升了疫情防控监管力度。

所谓“城市超脑”，是综合利用5G、数字孪生、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辅助城市治理、管理决策、公共服务的智慧系统。通过物联网掌握人、事、物、情、组织等核心对象要素，对城市拥有全面的感知能力;通过强大的智能数据处理能力进行分析并输出合理的方案，以破解城市治理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

铜陵“城市超脑”2018年启动建设，2019年11月上线试运行。战“疫”期间，“城市超脑”发挥数据汇聚、挖掘、分析能力，依托已经汇聚的30多亿城市大数据，以及170.56万人口数据、43.27万户数据，与社区人工采集的居民数据进行碰撞比对，为疫情防护一码通、出入农贸市场实名登记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城市超脑”汇聚社区公共区域监控视频，智能监测、预警社区内超过5人的人流聚集现象，及时提醒给周边巡逻的社区工作人员疏导人流。正是由于人流聚集预警的威慑，铜陵市未出现一例人流聚集现象，有效避免了人群聚集给社区居民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

铜陵市还利用“城市超脑”构建的社区重点人员人脸库，对需要隔离的有疫区往来史的返铜人员，通过人脸抓拍识别监控轨迹行为。对未按要求进行自我隔离人员及时预警，对重点关注人员轨迹进行监控、分析，避免私自外出而导致的“人传人”风险。

“线下+线上”的数字化立体布防，有效地在疫情防控一线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疫情期间的卓越表现，让“城市超脑”逐渐融入铜陵人的日常生活，打开了数字化治理的“金钥匙”。

例如，运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有效帮助治理“垃圾发现难、及时清理难”的问题，规范工地运输车辆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等行为，大大提升城市运营管理效率;通过“超脑”，可以有效管控店铺商贩占道摆摊、临时广告等违规摆放问题，让行车行人都能畅通无阻;在社区服务方面，通过人脸识别和电子猫眼相结合的方式，智能掌握老人行为轨迹，独居老人如果出门几天未归，或者突发疾病瘫倒在家，社区管理员会收到自动报警，及时解决问题。

随着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城市超脑”有望真正进化为城市“大脑”，实现城市问题全面感知和城市运行科学决策，深刻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全面升级。

数字化治理是城市治理的一场革命性变革，也是今后地方治理的“标配”。在这方面，长三角走在了全国前列。除了安徽铜陵，上海浦东、浙江杭州、江苏苏州等地都有大量创新案例涌现，引领了数字化治理时代的新潮流。

党建引领“中国之治”

战“疫”实践表明，基层社区是疫情防控第一线。能不能在社区构筑起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决定着抗疫斗争全局的成败。在此次疫情大考中，社区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也探索出了一系列创新经验做法。

从上榜案例来看，上海浦东、南京秦淮区、合肥滨湖功能区等地的基层治理创新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基层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党员冲上一线，以党心聚民心，万众一心，发挥出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基层党组织建设非朝夕之功，而是多年来持之以恒的成果，在这方面上海浦东成效卓著。浦东开发开放30年的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更体现在制度建设上。

楼宇党建、“1+1+X”工作法、居民自治金、“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30年来，浦东坚持把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紧密结合，把党建引领贯穿始终，开创了一系列富有新时代特色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品牌。

尤其是从2019年开始，浦东把党建引领的作用嵌入到社区服务过程中，将“家门口”作为解决基层民生和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城市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润物细无声地开展引领。通过基层党组织，将居民、社会组织、社区单位等的社会多元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同时也让浦东成为“中国之治”的生动样本。

在疫情防控中，党建引领发挥出显著优势。上海外来人口多，疫情防控任务十分艰巨。尤其是浦东作为浦东机场所在地，还承受了外防输入的巨大压力。浦东基层社区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组织起一支支党员先锋队奋战在抗疫最前线，同时区域化党建单位也积极参与社区防控工作，织起了一张严密的社区防控网。

党建强，一强百强。合肥滨湖功能区从2012年开始，整合区域资源、创新工作方法，联合驻地机关企事业单位发起成立党建联盟，先后吸纳98家单位加盟，形成全覆盖、广吸纳、强活力的党建大格局。

党建联盟把隶属于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以及联系松散的党组织整合在一起，各家单位“手牵手”，高效配置和盘活区域内的场地、人员、资金等各类资源，创新活动形式，提供互惠共享平台，既凝聚党建合力，又满足了居民需求。

在疫情防控中，党建联盟汇聚起基层党组织的强大力量。滨湖世纪社区通过党建联盟将小区、楼宇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党员、志愿者和结对共建党委的力量，有效填充到社区疫情防控中来，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员先锋队，划分责任片区和责任岗位，做实包保联动和网格化管理机制，高效实现区域内力量统筹和资源流通，构筑起社区防控牢不可破的坚固防线。

社区战“疫”能够速战速胜，党建引领是奥妙所在。社区防控一线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既是中国特色，又是中国优势。疫情之后，仍须继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引领力，不断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