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崛起是强劲增量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十四五”规划建议后，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都亮出了地方“十四五”时期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未来5年，谁会是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黑马”?

梳理地方“十四五”规划发现，非省会的区域中心城市，特别是两个都市圈交集地区，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变量和增量。在经历“十二五”以来十多年的省会经济繁荣后，相邻两个核心大城市之间的“中间地带”，将会获得更多利好。

目前来看，这样的“中间地带”城市主要分两类，一是已经跻身经济强市之列的明星，如沪宁之间的苏锡常、广深之间的东莞，均可视作过去30年里“中间地带”经济发展的最好范本。二是正在迸发活力、有极大可能在未来五年呈现强劲增长的城市。这样的城市越来越多，在长三角，沪杭之间的嘉兴，杭甬之间的绍兴，合宁之间的滁州，合杭之间的芜湖，宁杭之间的湖州。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京津之间的廊坊。在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长沙之间的岳阳、武汉南昌之间的九江。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中，成都重庆之间的资阳等中等城市，都在发生积极变化。

究其原因，是多重因素叠加后的结果。

首先，在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城市发展主要形态后，中心城市的扩散辐射效应持续放大，“中间地带”是最好的承接地。以都市圈核心城市为原点，这些“中间地带”都在半径100公里和一小时交通圈的范围内，与核心城市直接相连。

其次，立体化基础设施提供了要素流动的载体。经过多年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建设，直接联系核心城市的立体交通都已建立起来，并且都在核心城市国际机场的覆盖内，立体化交通体系为各种资源要素流动，创造了最大的便利性。类似上世纪80年代奔走于上海苏州之间的“星期日工程师”的技术+产业流动，如今在浙江嘉兴、安徽滁州都在加速。有句话概括得极为形象，“滁州通向南京的路修得有多宽，滁州经济发展就有多快”。与滁州相同的“中间地带”城市，莫不如是。

再次，是“中间地带”城市本身的力量积蓄。自中国入世以来的20年里，在全面开放、互联网经济和新产业革命的共同作用下，智能制造业快速发展。不同于核心城市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制造业为“中间地带”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

因此，在内部驱动和外部拉动的合力下，这些两座核心城市之间的城市，真正迎来了“双圈融合、无问东西”的发展红利时代。

更进一步看，放在全国宏观格局的视域下，“中间地带”也是城市中国与乡村中国之间相融的纽结。“十四五”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深度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中间地带”城市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链接作用，是大城市与广大乡村资源互动的重要“管道”。在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中，首先是这些中等城市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在强化核心城市能级的同时，更要全面推进“中间地带”城市转型升级，一方面与核心城市同频共振，另一方面与乡村建设相互促进。

在上下联动的进程中，“中间地带”将变成经济崛起的强劲变量，其产生的多重效应，不仅优化都市圈的内部结构，更能直接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间地带”发展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决定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成色。这也正是“十四五”时期，各省布局多中心城市发展的深层原因，新发展格局中的城市“黑马”，必将从这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