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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桐城模式

  作者:陶善才  来源:决策网时间:2022-05-25
面对“资源困局”,逼出来的“小城新政”,逐渐改变了桐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利用的被动格局。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根脉。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一些地方却成了“包袱”,常常慨叹“有说头、没看头!”如何打破这样的“资源困局”?

近年来,安徽桐城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和“文物保护全民参与、保护成果全民共享”的理念,统筹推进全市文物保护利用传承工作,建立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新机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利用新格局,探索出一条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桐城模式”。

曾经深陷“资源困局”

桐城作为“桐城派”故里,历史名人辈出,引领有清一代文坛二百余年,各种历史文化遗存密布,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市。2021年刚得到国务院批复,跻身中国第138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列。

曾几何时,桐城也深陷“资源困局”。当地政府受制于财力所限,投入总是捉襟见肘。诸多历史文化遗存难以得到及时修复和保护,有的遗存甚至消失在轰轰烈烈的城乡建设中,令人扼腕叹息。如著名的桐城宰相府“账房楼”,就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遭到拆毁,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破坏文物”事件之一。

“从历史文化资源来看,桐城市是不可多得的‘富矿带’。如何切实加以保护和充分利用,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在省直部门工作的一位桐城籍人士说。就在十多年前,他曾撰写长篇建言,呼吁加强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利用,引起了各界人士的热烈关注。

可惜的是,那些年桐城市领导班子更换得快,甚至还有一位主要领导因经济问题深陷囹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里的决策。

毕竟,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利用,往往是“隐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见到明显的效果。需要着眼长远,一届连着一届地付出努力,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主要领导的频繁更换,使得市里很难下定决心,也无法充分地保证人力物力财力,每年只能小敲小打,象征性地做点不痛不痒的“保护”。一些亟需修复的重要历史遗存,总是久拖不决。

“就像坐在金山上要饭一样,身在宝山不识宝。”这样的状况让很多人痛心疾首。有人甚至开玩笑说,桐城文旅给人的印象,长期以来似乎就是“三个一”:山上一座坟,城里一座庙,乡下一条老街。

山上一座坟,即张廷玉的墓园;城里一座庙,即桐城文庙;乡下一条老街,是指孔城老街。这样单调的局面,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丰富而厚重的文物资源依然在沉睡。

逼出来的“小城新政”

2019年10月,桐城召开了“全市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动因,是由左忠毅公祠长期闲置引起的。

桐城派三祖之一的方苞,曾写过一篇《左忠毅公逸事》,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得明末名臣左光斗的事迹家喻户晓。由明代崇祯朝廷敕建的祠堂,现存左右各三进,是省重点文保单位。但自从被相邻的学校占用后,长期以来“铁将军把门”。

在听取了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以及有关部门的汇报后,时任桐城市主要领导徐雄表示:桐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存较多。保护是前提,利用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要理清脉络,创新路径和方法,采取更加扎实有力的措施解决问题,让文物“活”起来。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徐雄表示,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桐城市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注重发挥乡贤、智库、社会组织的智慧和力量,守“根”固“魂”,提高文化资源对促进桐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对桐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来说,这次座谈会称得上是一次标志性事件。

2021年6月,桐城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桐城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健全文物保护利用的社会参与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 同时,还发布了《桐城市文物建筑认养管理规定》,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对实施古建筑类文物认养管理保护与利用做了详细规定。

“意见出台后,有识之士积极响应,广大乡贤热情支持。”相城市博物馆馆长叶鑫介绍说。

2021年9月,“凤仪坊”石坊顺利落成。这是桐城市实行文物保护新政以来的盛举,受到全市人民的关注和赞赏。

“凤仪坊”位于桐城市城北龙眠河畔的北大街,曾是桐城明清两朝的标志性建筑,桐城文化世家大都聚居于“凤仪坊”。

桐城市一位学者曾做过统计,桐城明清两朝243名进士中,至少有百余名出自“凤仪坊”一带,如方以智、方苞、姚鼐、姚莹、马其昶、舒芜、叶丁易等,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这里仍然保持了明清居宅旧有格局,诸多历史名人故居也基本未遭大的破坏。因此,“凤仪坊”一带堪称“中国文化世家群落”的罕见标本。

现在,“凤仪坊”已经成为桐城的一座文化地标,游人往来不绝。面对“资源困局”,逼出来的“小城新政”,逐渐改变了桐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利用的被动格局。

“桐城模式”启示

“凤仪坊”石坊成功修复以后,桐城进一步巩固“政府主导、专家主持、社会力量参与”的文物保护模式,张英的墓前石坊“恩荣坊”也得到成功修复。

“恩荣坊”重新矗立的照片,迅速在朋友圈和微信群传播开来。通过与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对比,人们惊叹修复后的石坊与当年极其神似,纷纷称赞是一件艺术佳作。多年来研究桐城文史的老作家李国春先生,以及主持修复谋划的文物专家张泽国,古诗文作家汪茂荣等,在现场见证了全过程,高兴地说:“典雅、古朴!”

其实,早在1986年,桐城籍著名作家舒芜先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城刍议》,指出“桐城县城不大,有关桐城文化的遗迹和纪念地几乎每走一步路都可能遇到”,“把它们建设起来,供人们欣赏研究,让后代生活在文化环境当中,这项智力投资大概是为数较小而对精神文明建设,其社会效益之大是难以估计的。”

应当说,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舒芜先生的愿望虽然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但当时是难以实现的。如今中国大地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设文化城、旅游城,已是大势所趋。

2020年,姚莹故居的修缮与“六尺巷”片区的修复顺利推进。2021年,桐城又启动了方以智故居的修复。与此同时,“三街一巷”历史文化街区,以及诸多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修复,也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其中。

2021年6月,桐城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致力打造“人文胜地、智造名城”的新使命。其中,“文旅体验优选区” 与“优质产业集聚区、智慧县域样板区、生态文明示范区、共同富裕先行区”并列成为新目标。

“桐城模式”给人启示尤多,特别是社会力量参与热情得到了激发。当前地方财力有限,单纯依靠政府资金投入,难以满足文物保护利用的巨大资金需求。而在政府主导下,引入有参与热情的社会力量,是一条可靠的途径。

桐城市博物馆长叶鑫认为,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必须坚持专家领衔。如张英“恩荣坊”的修复,就是在专家指导下,最大限度利用了原石刻残件,以老照片为参考,做到了原址、原材料、原工艺修复,保持了文物修缮的专业性和对文物的敬畏感。

桐城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关桐城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的民间呼声一直甚高。现在,群众已经充分认识到历史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形成了舆论热推的良好社会环境。今后,桐城可以借助民间力量,成立文物保护志愿者协会,形成人人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新格局。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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