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顾问：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浙江实践

金融顾问制度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浙江首创举措。2018年开始，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指导、浙商总会金融服务委员会（以下简称“金服会”）牵头，借鉴法律顾问、家庭医生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历经了4年多的探索与实践，金融顾问制度为新时期优化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打好金融风险攻坚战、提高全民金融意识、全面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浙江样板。

导正生态 回归本源

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浙江探索，金融顾问制度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的理论诠释，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性推动浙江金融改革的实践检验，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金融顾问制度是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所倡导的公益主导属性正是对金融本质与宗旨的回归，其诞生就是为了解决金融弱化、金融风险防控压力加大、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服务匹配度和精准度不高等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金融。

在今年“新春第一会”上，浙江明确提出三个“一号工程”——更大力度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地瓜经济提升能级“一号开发工程”。金融顾问制度无疑是实施浙江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的可行措施，通过将政、金、企紧密链接起来，展现出这一制度鲜活的生命力，也进一步确立了其对于新时期优化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提高全民金融意识、全面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大意义。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推动金融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经济与金融的辩证关系，与经济共生共荣更要服务支撑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功能性与产业性的双重特征是金融行业区别于一般企业的本质属性。长期以来，都存在着过渡强调金融业产业属性的倾向，将规模、利润等指标放在经营的突出位置，而金融的第一性功能性弱化了，这也直接造成了金融供给的不均衡，好企业过度服务，广大中小企业缺乏服务。而金融顾问制度就是对金融行业功能性与产业性双重属性间关系的辩证性回答。

金融向善 金融为民

金融顾问制度积极践行“金融向善、金融为民”理念，旨在实现金融从“以牌照为中心”的专业服务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综合服务转变。金融顾问是地方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增强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服务能力；是企业的“金融家庭医生”，帮助企业诊断风险、评估风险，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等；更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居民的“金融理财咨询师”。

金融顾问立足金融公益、手握“15项服务清单”，深入各地为政府、企业、居民“问诊把脉”，为其提供专业金融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困难、搭建沟通交流平台。

金融顾问制度特色鲜明的创新成果是“1+N”综合金融服务模式，其核心就是通过金融顾问这个“1”，链接起顾问背后金融机构以及律师、会计师等“N”种合力，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提供综合化专业化的服务。

在金服会的组织管理下，来自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股权投资机构、相关行业协会等单位的专业人士通过严格的筛选、培训、资格认证考试后被聘任为金融顾问，并根据服务需求、自身专业和地理区域等组建起多个金融顾问专家组（专业组）及各地金融顾问工作室（区域组），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及背后机构资源，为客户提出有针对性的综合服务方案，促进资本、项目、客户等资源与实体经济深度对接，有效推动和支持地方经济和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创新，金融顾问制度始终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实现更大的价值。金融顾问制度的首创者——金服会主任、浙商银行党委书记陆建强提出了金融顾问制度未来的创新方向。

一是推进数字化，全方位赋能金融顾问工作。在杭州临平落地“金服宝·小微”平台，服务区内小微企业2.6万户，后续将加快推进金融顾问“数据驾驶舱”搭建，推动形成更多的数字化时代金融模式创新标志性成果。

二是探索市场化，建立公益性与市场化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长效机制。推动在余杭区、富阳区成立全国首批2家财务顾问事务所，更有效地激发和调动金融顾问的积极性，使金融顾问制度行稳致远。

三是加强综合化，汇聚资源打造综合金融示范区。联合临平区政府推进综合金融服务示范区试点建设，积极探索以客户为中心的金融综合服务新模式。

经过4年多的深耕，金融顾问制度得到全国各界高度关注，在制度层面，金融顾问制度被纳入浙江省地方金融条例，实现正式入法；在组织层面，金融顾问制度已从浙江走向了全国，在浙江省11个地市全面铺开并在上海、四川、安徽等多地挂牌“金融顾问工作室”，由1800名金融顾问组建的45个工作组（室）形成了省市县三级服务体系。

从“打猎”向“种田”转变

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金融顾问制度致力于实现金融专业人士从“打猎”方式向“种田”方式转变：运用“直补改贴息”助企纾困方案和“纾困贷”产品为宁波当地小微企业带去160亿元资金支持；为山区26县定制“一县一策”精准服务政策，2022年全年提供金融服务总量487.07亿元；常态化组织惠企惠民公益活动，持续增强政府、企业和居民对普惠性、综合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和获得感。

金融顾问制度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形成了丰富的实践成果，综合金融服务理念模式不断走向成熟，并逐步由实践经验提炼上升为特色金融理论。近年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全国多个省市纷纷赴浙江进行学习调研，金融顾问制度已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作为民营经济强省，民营经济撑起了浙江省的大半边天，民营经济冷暖更是区域经济活力的直接体现。浙江始终高度重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提出了要大力实施“融资畅通工程”，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效能，打通民营企业融资的“最后一公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顾问制度应运而生，并着力解决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营企业家金融营养不足、金融服务与实体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带来的信贷配给难题、普惠金融困局和风险防控挑战。

4年来，金服会组织起各家成员机构多次深入各地开展“三服务三走进”活动，金融顾问队伍整合起跨行业、开放式的金融业态和要素资源，融资与融智并重，疏通和解决传统金融运行中的痛点、堵点、难点，促进金融供给便利高效，并有效防控风险；金融顾问企业微信平台接入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凤凰丹穴系统”后，56位金融顾问“网上坐诊”，架起政、金、企沟通桥梁，助力政府打通服务实体企业渠道，提高普惠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体验感。

金融顾问服务以公益性为主，要求每一位金融顾问必须心怀公益，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思维，强化金融的功能属性，从客户的需求去提供服务，在做好政策宣导和企业诊断的基础上，主要围绕企业金融需求，为企业提供专业建议和金融方案，帮助企业加强风险管理，努力满足企业全方位、全周期的综合金融需求。

在不断的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中，金融顾问制度发挥金融功能属性，更深更广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金融正行向善、服务实体的功能性回归之路。

在推动以公益服务为基础的常态化工作日益走向成熟的同时，金融顾问制度也在尝试探索市场化改革。在金融的功能性与产业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功能性始终是金融顾问制度的价值导向和内核属性，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化创新是服务于公益至上、金融向善导向并使其更加焕发生机、行稳致远的改革路径。全国首批金融顾问事务所的开业，标志着金融顾问制度公益性和市场化的互补联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优化推广之路

目前，金融顾问制度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已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路。在逐步走向全国的过程中，如何因地制宜地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创新优化服务模式，仍是需要不断深化的课题。

首先，从制度层面建章立制，强化顶层设计，不断优化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和模式，形成良好金融生态。通过加强金融顾问制度建设，不断夯实金融顾问制度体系，加强沟通渠道建设打破信息壁垒，指导金融顾问正确处理与企业的关系，规范金融顾问执业行为，推动金融顾问队伍切实履职，走进真正需要服务的企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第二，在机构层面上，牵头“擎旗”是关键。作为金服会主任单位的浙商银行，主动扛起“金融向善、正向正行”旗帜，制定实施金融顾问制度“擎旗”行动计划，出台了35项稳经济促发展措施，拥有近200名金融顾问团队，并牵头组织多场大型推广活动和交流会，起到了良好的先锋模范作用。

同时，多方积极参与、广泛汇聚力量是金融顾问制度发展的基础。众人拾柴火焰高，金融顾问制度的综合服务理念实践需要多元领域、多种业态的跨界支持与合作，有效组织、系统运作，努力调动各方积极性，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助力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合力打造共生共赢的金融生态是金融顾问制度得以推进的保障。

第三，在个体层面上，金融顾问队伍建设至关重要。金融顾问的选聘要以站位与情怀为首要前提，每位顾问都要从社会需求出发定位金融，形成在金融咨询服务中体现价值的共识。

同时，坚持“精英型”“专家型”原则，以个人素质和专业能力为衡量标准，通过严格筛选、培训、资格认证考试，符合条件的纳入金融顾问队伍，控制数量、从严把关。另一方面，通过激励、考核等方式，激发金融顾问的积极性。随着金融顾问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持续探索创新，更多激励引导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汇聚金融专业人士的智慧，投身到金融顾问制度建设中。

（作者系浙商银行合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浙江省委党校中青一班学员；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