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心解纷”：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铜陵实践

矛盾纠纷化解是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切入点，也是一项牵涉面广、影响大的系统工程。近年来，铜陵市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一手抓“物理整合”，推动综治中心与信访接待中心、矛盾联调中心、法律服务中心等“多心合一”，创新打造“铜心解纷”平台，有效破解群众办事“进多扇门、找多个人、跑多趟路”等难题；一手抓“化学反应”，深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将调解嵌入矛盾纠纷“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问题就地解”。

矛盾纠纷化解一头牵着民生，一头系着稳定。如何探寻矛盾纠纷化解之道？带着问题，《决策》全媒体记者来到安徽铜陵进行了实地调研。

坚持关口前移，事前“未病先防”

铜陵虽然地域面积不大，但所辖区域基层治理的环境有着较大差异。为此，铜陵充分鼓励基层发挥首创精神，结合实际，探索改善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多条路径。

铜官区作为主城区，坐拥丰富的资源，基层治理水平较好。在天井湖社区，居民宁爱英带头创立的志愿服务组织“宁大姐帮帮团”，成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补充，也成为社区居民化解矛盾纠纷的一面旗帜。位于老城区的幸福社区创新建设“法治超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政法系统选派等形式，组建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三官一律”队伍，完成“店规”“店员”信息上墙，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等“点餐式”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各种法律服务，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法治精神和自治自觉。目前，全市已推广“法治超市”模式，设立实体化“法治超市”79家，实现全域覆盖。

义安区和郊区是市区和农业区的过渡地带，正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义安区东联镇临近产业园区，交通区位优越，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较快。但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矛盾纠纷频发。为应对新形势新问题，东联镇成立“跑办代访中心”，村一级设立综治（群众）工作服务站，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每月6日，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带队到村了解实情，每月16日到村推进问题解决，每月26日到村回头看落实情况，形成“逢6必访”的工作机制。此外，东联镇还建立了人代会“一号议案”制度，采用人大代表投票的形式，选出镇党委政府年内主抓项目并限时推进，充分尊重村民意愿。2022年，东联镇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

距离东联镇不远的西联镇，则因地制宜，组织村民开起了“庭院夜话”，镇党政班子成员与村民面对面交流，拉百姓家常、话家乡发展，近距离倾听群众建议，做到共商共建。

枞阳县是传统农业大县，基层治理相对薄弱，矛盾纠纷数量较多。为此，枞阳县深入挖掘义津镇先让村优秀传统文化，出台《全县“先让礼让”公民美德教育实施方案》，将“先让礼让”精神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倡导“我先让，你礼让，互让十丈美名扬”，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厚植公民道德建设沃土，推动矛盾不上交、信访不上行、平安不出事。

在市级层面的鼓励支持下，一个个来自基层自发的创新做法不断涌现，其中不少做法也在铜陵全市得到推广。通过将矛盾纠纷调解与加强公共服务供给相结合，群众在享受公共服务的同时也不断强化践行公共责任的意识，从而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矛盾纠纷的调解和公共志愿服务中来。

突出多元化解，事中“既病防变”

人民调解，核心在人。遇到矛盾纠纷时，群众很多时候更认准“关键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个单位部门。谁的威望高、公信力强、群众基础好，也就更能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铜陵的广大乡村社区，活跃着一支“解铃人”队伍，他们是实现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的主体力量。

枞阳县推广“有事找书记”做法，明确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为群众诉求处置的第一责任人，定期开门接访、日常上门走访。枞阳镇青龙村党支部书记许花云的另一个身份，是村里的矛盾纠纷调解第一责任人。自担任书记以来，许花云一直是“全年无休”的工作状态。一次大年三十晚上，村民因矛盾纠纷打来电话，许花云当即放下手中的碗筷赶去解决。村民都说，找到了许书记，矛盾纠纷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枞阳县凤仪乡地处江心洲，特殊的地理环境，让这里的派出所成为居民反映诉求、化解矛盾的主体。凤仪派出所所长吴国友结合当地的情况，打造了网上“警民议事群”，为群众解决疑难杂事，吴国友本人也成为居民心目中“无所不能”的吴所长。铜陵市现有“警民议事群”542个，广大民警通过“警民议事群”回复群众各类咨询8000余次，化解矛盾纠纷1036起，排除安全隐患463起。

在铜陵市义安区，医疗纠纷问题过去长期困扰着基层政府，很多专业领域矛盾问题，仅靠基层的人民调解力量很难彻底解决，有的矛盾纠纷甚至十几年“悬而未决”。为此，义安区专门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推动医患纠纷在基层全部得以化解，医疗、信访等部门压力得到极大舒缓。之后，筹划组建义安区联调中心，推动交通事故、医患纠纷、信访事项、家庭纠纷等调委会联合入驻，抽调“调解专家”张传文担任联调中心主任，并从法院、司法、检察院等部门离退休干部中选取调解经验丰富人员，返聘充实联调中心力量。联调中心定期组织调解工作人员下沉到镇村社区，摸排矛盾问题线索，一方面摸清底数，另一方面帮助基层处理人民调解过程中的疑难杂症,取得了积极成效。

铜陵市还积极培养基层调解骨干力量，广泛组织基层民警、社区工作者、网格员、“五老”人员、志愿者等加入人民调解队伍，作为村、社区干部的有效补充，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点面结合，相互协调”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立以市、县（区）5个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调解中心）为统领，36个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442个村居（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基础，43个医疗、婚姻、商事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的多层次、宽领域工作体系，调解网络覆盖城乡，现有人民调解员2305人。铜陵市基层调解员队伍中，不乏在岗工作了几十年的“常青树”，也有刚刚加入的“生力军”。为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铜陵从多个方面充分调动调解员积极性，推动资源向基层倾斜，让他们既有物质上的激励，又有精神上的嘉奖。对基层人民调解员落实“以案定补”，按照案件类型，给予200-800元不等的补贴。实施人民调解“十百千”工程：表彰十佳人民调解员，遴选一百个人民调解典型案例，培育一千名人民调解能手，提升调解员职业荣誉感，推进人民调解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建设。

行政调解，协同才行。铜陵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助推平安铜陵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相关部门职责清单。按照1+X模式，抽调矛盾问题集中的自然资源规划、住建、人社、生态环保等12个行业部门入驻“铜心解纷”平台，健全“重点部门常驻、一般部门轮驻、涉事部门随驻”工作机制，完善班子成员带班、职能部门参与的矛盾化解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法牵头协调、部门衔接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的“大调解”格局，实现矛盾纠纷调解由“单打独斗”转为“组团作战”。创新“纪检+信访”工作模式，健全突出问题“红黄牌”警示调度机制，市委主要领导、市委分管领导直接调度限时未化解重点矛盾纠纷，纪检、组织等部门同步监督问效。

诉源调解，止于诉前。基层矛盾纠纷的处理有其复杂性，很多时候需要做到法理与情理的兼顾。一位基层干部表示，农村地区比较在意情面，如果矛盾纠纷上了法庭，就意味着陷入难以调和的地步，即使法庭的判决下来了，双方的矛盾心结也很难彻底化解，更不用说恢复到以往的关系，但如果能劝和得好，当事人气消了，不打官司问题就解决了。

在铜陵市枞阳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村里紧挨着的两户人家本是亲兄弟，关系向来十分和睦。一次，两家因为建房问题产生了争执，进而引发肢体冲突。在这场矛盾纠纷中，双方当事人均不同程度受伤，关系也闹得水火不容。如果按司法程序解决，要经过立案、审理、判决、执行等一系列漫长的流程，不仅给当事人带来额外负担，也影响整个司法系统的运转效率。鉴于当事人的亲属关系，当地的矛盾调解工作人员开展了耐心细致的劝说。最终，两个家庭握手言和，纠纷得到妥善处理。

这样的民间矛盾纠纷，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小纠纷升级成大问题。纠纷中，老百姓大多是为了“争口气”，但不排除一些时候，会为了“一口气”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

为了破解基层矛盾纠纷的治理难题，铜陵市充分发挥非诉讼解纷力量的作用，让诉讼回归纠纷解决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能定位。今年以来，铜陵民商事诉前调解纠纷9416件，诉前调解成功案件7411件。

注重长期关注，事后“病愈防复”

对调解成功且已经履行协议的案件，及时做好人民调解卷宗并归档。对调解不成功的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严格落实跟踪反馈机制，主动上门回访纠纷当事人，做好思想工作，积极引导其冷静、理智、正确对待，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防止纠纷扩大激化或转化。

常态化实施纠纷化解服务对象跟踪回访。健全并推动落实逐级跟踪回访制度，建立县、乡逐案回访与市级随机抽访相结合的人民调解案件跟踪回访体系，着重抓好统计上报、跟踪回访、常态督查三个重点环节，做到月回访、季通报。

加强民商事领域纠纷化解事后修复。推动落实司法确认制度，提高人民调解公信力。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对接人民法院，开辟司法确认线上申请“绿色通道”。加强行政领域纠纷化解事后修复。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定期会商研判，提出工作对策。对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问题线索，及时向纪委监委和效能办移送。

60年前，浙江诸暨诞生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今天的铜陵，持续做大做强“铜心解纷”平台，努力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高品质生活，不仅丰富发展了“枫桥经验”的内涵，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亮丽“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