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的原点之问

改善营商环境，必须坚持从原点定坐标，按原理定规则。著名企业家任正非曾经说过，没有理论的实践，实践100次还是实践。

营商环境的基本原理就是法治、规则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营商环境的原点问题，就是为企业、为投资者提供满意的服务。

笔者曾经听某地官员说，他们提高营商环境排名的做法，就是培训如何填表，掌握了营商环境排名填表的技巧，排名就上升了。可见，有的地方把改善营商环境变成了玩游戏。对于营商环境的原理原点问题，必须经常校准，经常纠偏。

政府如何做到有限而有为

2018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指出，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五年过去了，执行两个“最大限度减少”的要求，还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做一下总结，从2023年7月19日中央发布的民营经济31条来看，这方面还需要下大力气落实。

十几年前，笔者曾看到媒体刊登了欧洲某国政府办事的若干设问：一定要做这件事吗？一定要政府来做这件事吗？一定要政府做这么多吗？一定要政府单独解决这件事吗？一定要政府这样做事吗？能不能以较小的耗费完成这件事？这件事能不能做得更好？如果我们各级政府也能思考上述问题，我相信，中央要求的两个“最大限度减少”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

根据媒体报道，香港前特首梁振英问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大疆公司创始人汪滔，香港科技大学在大疆公司创业中做了什么？深圳做了什么？大疆公司会不会到香港发展？

汪滔分别给出了这样的回答：香港科技大学在他公司创办发展中，充当辅导者角色；他不知道深圳干了什么；大疆公司不可能到香港发展，因为深圳有产业分工优势，产业配套能力很强，大疆可专注于创新研发。实际上，汪滔的创业地是香港科技大学在深圳的孵化点，地、楼都是深圳市政府提供和建设的，但汪滔不知道，因为深圳市政府没直接给予汪滔资金。

有深圳官员曾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深圳，销售额100亿元的企业老总可能连一个市领导都不认识。可见，深圳在贯彻中央“两个最大限度减少”、建设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

对的管理给人以方向，好的管理给人以激励，管理不到位服务很难弥补，缺乏优质的管理，服务可能就缺乏明确的方位。领导就是服务，但服务不是领导，服务要强调规则、技能、态度。

这些年来，在改善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提出“保姆式服务”、“妈妈式服务”，都表达了认真服务的愿望，但“保姆式服务”不是变成包办代替服务，“妈妈式服务”不能变成“妈妈式干预”。有人提出“为什么天天喊服务，却没有突显服务优势？” 这还是要从上述提到的“两个最大限度减少”和建设有限有为政府方面深挖原因。

只有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企业和企业家的经营地位，才能更好的成为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

如何衡量营商环境的质量

有一个企业家说，看一个城市的投资、发展潜力，可以看这个地方连续存在的优秀民营企业数量到底有多少，如果优秀的企业很少，说明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还不够成熟。

还有一个企业家说，律师市场的大小，反映的是这个地方做事在按照什么规矩办，如果一个城市的餐饮市场不断上涨，律师市场在萎缩，往往说明这个地方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做生意。这个企业家说到了营商环境的关键处。一个城市，只有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市场发达，才能说明这个城市的法治环境是优良的，因为中介机构主要靠业务盈利、靠专业立足而不是靠关系盈利。当企业和公众非常习惯于运用法律解决纠纷和处理合作交往事务，这个城市的法律环境肯定是好的，营商环境必然是优质的。

有人问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著名企业家，有些人是从体制里走出来的，这几年从体制里出来的官员多吗？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统计数据，所以很难有答案。

如果从新闻报道的角度看，现在也确实很少听说有级别稍微高一点的官员下海。如果营商环境越来越好，而很多人想进入体制，从体制内出来的创新创业的人很少，这可能也是衡量营商环境的一个小标点。

规则的透明可预期是判断营商环境质量的重要坐标。体现在，第一，市场和社会交往通用明规则、驱除潜规则、严禁混用规则。第二，网上能看到的政策文件就是执行的准则，没有内部规定。第三，规则稳定和能为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留出空间。比如，中央多次强调公平竞争，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但有学者指出，实际上，一些领域名义上允许民企进入，但并没有发布明确的准入条件，一些受自然垄断、前期规划等约束，事实上民企基本不能被核准进入；一些领域有“民企不能为第一大股东”的隐性要求，本质上也属于民企禁入领域；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分配市场的招标中，通过设置明显不利于民企的条款，排除民企获取市场机会。

另外，公职人员越来越重视“个人安全”，担心民企出问题牵扯到自己，更加偏向于将公共投资和采购交给国企实施等等。可见，贯彻中央精神还需要更透明、更明确、更切实际的操作规则。

法治、规则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有主流媒体报道，企业家的心声是：政商关系是“鱼水关系”，政府不要像自来水一样放放关关，要像大海里水一样什么样的鱼都养大。

有企业家直言，敢闯的前提来自顶层制度的支持，“我们不要只凝练成熟经验，更要有勇气、有信心挺进一些无法可依、无规可循的立法空白领域。”好的营商环境的要求，规则必须明确、标准具体可操作、流程合理而有效，各级政府之间和政府部门之间有效衔接，“不在规定之外搞规定、不在细则以外搞细则。”有著名法官说过，要把法条弄得像面条一样顺畅。还有一点也特别需要指出，严格执行政策很重要，但更需要不违反政策的变通执行。

五年前，不少地方在改善营商环境中提出：“对不属于本部门的事项，不设路障设路标；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打回票打清单；对法律法规不明确的，不给否决给路径。”今天对照现实，做得可能还不够好。

总之，法治、规则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五年多来，各地营商环境文件版本从1.0版到6.0版，不断升级。但对照中央民营经济31条，对照民营企业存在的中标难、准入难、维权难、回款难，说明各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向需要搞准，攻坚克难的目标必须选对。

执行上级要求，不能搞缺乏思考、缺乏有效措施的急于表态、急于表示，“先开枪，再瞄准”是不合适的；贯彻上级要求，必须有胆有略、有勇有谋，不能搞“瞄准了，也不敢开枪”，必须以极大的勇气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能犹犹豫豫，表现在走到基层都是办法，回到机关问题还是问题，缺乏进取精神。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