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省域经济副中心的四川经验

打造省域经济副中心，是这几年与“强省会”并驾齐驱的区域发展战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至少已有14个省份提出打造省域副中心，共有27个城市入选。

随着时间推移，各省打造经济副中心的阶段性成果开始显现，并开始确定新的发展目标。

四川就是一个典型，该省印发两份重磅文件，进一步明确了省域经济副中心建设的方向。这意味着四川省经济副中心建设，率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赛马模式：三城“上位”，两城暂时搁浅

2018年，四川省第一次提出打造全省经济副中心城市。不过，与多数地方直接钦定副中心城市的做法不同，四川是同时明确了绵阳、德阳、乐山、宜宾、泸州、南充、达州等7个区域中心城市作为副中心“候选”城市，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区域中心城市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也就是说，谁是副中心，要通过竞争来确定。

五年过去，四川省域副中心的竞争结果已经变得明朗化：三城明确“上位”，两城则暂时搁浅。一个重要依据是，四川省印发了《关于支持绵阳发挥科技城优势加快建成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的意见》和《关于支持宜宾泸州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的意见》。

前者明确指出，到2027年，绵阳建成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000亿元，年均增速比全省高1个百分点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年营业收入突破3500亿元、占全省比重超过11%，初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

后者则明确，到2027年，宜宾和泸州两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元左右、占全省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年均增速比全省高1个百分点以上。

这意味着其他四座城市——德阳、乐山、南充、达州，在这轮竞赛中暂时出局了。不过，严格意义上讲，真正在这轮副中心竞赛中“搁浅”的，只有两座城市，那就是南充和达州。因为德阳早就被明确是成都都市圈的三大副中心之一。也可以说，德阳实际不再参与四川经济副中心的竞争；而乐山则被明确为是要打造“区域中心城市”。

事实上，2022年5月召开的四川重要会议就明确：支持绵阳发挥科技城优势，加快建成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宜宾-泸州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南充-达州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也即德阳、乐山在当时就已经明确不再参与经济副中心的角逐。

从七城“争霸”，到五城“争先”，再到三城率先胜出，充分表明四川经济副中心的“赛马”模式并不是说着玩的，更不是平均分果子。谁能成为副中心，只能靠实力说话。这无论是对于充分调动各城市的发展积极性，还是从公平角度来看，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模式。

比如，2022年南充GDP增速为1.3%，排名四川最后几名；2023年，南充经济增速为5.5%，排在倒数第一。在过去几年发展中，宜宾—泸州组团经济增速要明显快于南充—达州组团。因此，前者先于后者，说到底是凭借在发展成绩上的优势。

四川副中心建设的与众不同

这一模式其实与四川省情是相吻合的。毕竟，与很多省份相比，四川在成都“一城独大”之外，其他多座相对排名靠前的城市经济总量都不大，且相互之间的差距也较小，到底谁来当副中心，本身是存在争议的。

2023年，四川经济总量第二城绵阳，经济总量为4038.73亿元，紧随其后的宜宾则仅比绵阳低了232亿元。南充、泸州、达州则都刚过2500亿元，彼此差距也很小。

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也延伸出四川副中心建设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除了绵阳是单独建设副中心之外，其他如宜宾与泸州，南充与达州，都是通过组团的方式来进行。这除了是要通过副中心战略带动更多城市的发展，主要还是由于单个城市的体量较小，不足以真正担当起副中心的重任。

比如，宜宾与泸州，目前单个的经济总量都低于4000亿元，但“组合”起来，就超过了6500亿元。这样的体量，在整个中西部副中心城市中，都是有“一战之力”的。

当然，绵阳经济总量同样不足4000亿元，却能够“独当一面”，也是考虑到其现实情况。一方面，从经济总量上看，绵阳已是数十年的“四川老二”，担当副中心，在省内的认可度较高；另一方面，从政策资源方面看，绵阳是中国唯一的由国务院批复的科技城，放眼全国都有其独特的地位。这是川内其他一般地级市都无可比拟的。因此，论综合实力，绵阳确实担得起经济副中心的重任。

事实上，这次意见关于绵阳建设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的具体表述是“加快建成”；而宜宾—泸州，则是“组团建设”。这种表述上的微妙差别，其实已经能够说明绵阳处于一种相对领先的地位。

作为总量排名全国第五的经济大省，四川在成都之外，确实需要形成更多元的经济支撑，以加速缓解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也是为何四川目前所确定的两大经济副中心，都有一个明确的区域性限定，如绵阳是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宜宾和泸州则是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如此不仅显得更有针对性，也有利于带动各个区域的抱团发展，从而对全省经济形成更有力的支撑。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南充-达州组团建设副中心暂时搁浅，但应该只会“迟到”，不会缺席。因为川东北区域的崛起，也需要一个领头羊来带动。

有何启示

2020年11月，《求是》杂志刊发的《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一文明确提出，东部等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这一定调为各地打造省域经济副中心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实际上也指出了各地在副中心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平衡好省会城市与副中心城市的关系。这一点对于以强省会著称的四川来说，更是如此。

从实际行动看，四川也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此前成都和川内其余20个市州已全部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并探索建立“存量不动+增量分成”区域利益分享模式，加快构建“总部研发在成都、生产配套在市(州)”新型合作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为，省会城市要以更大的担当，去带动和支持其他城市的发展。这之中，自然也包括了副中心城市。

另一方面，省级层面需要对副中心城市有更多的政策、资源等倾斜。事实上，相对于湖北、湖南、安徽等中部省份的副中心城市，四川副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相对更薄弱，也更需要有针对性的扶持。这次四川印发的两份文件，在金融、财政、土地等多方面给予两大“副中心”一揽子的优惠政策，可以说是很实在的支持。

如在财政金融政策上，意见提出，支持两市更多重大项目纳入国家和省级规划。加大省级财力补助力度，在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给予倾斜，支持申报发行最长30年期限专项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申报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在两市设立分支机构。

总结起来，四川在打造副中心城市过程中，有两点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一是打造副中心，到底选择怎样的模式，还是要因地制宜。到底是直接选定，还是在竞争中产生，到底是唯GDP论，还是综合考虑到区位、历史等综合因素，到底是鼓励多个城市组团协作，还是单个城市发展，必须要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否则，不仅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认同，也可能使效果打折扣。

二是打造副中心，不仅要处理好省会城市，即中心城市，与副中心城市的关系，也还要激发省会城市对副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这对于一些资源聚集能力比较“强势”的省份来说，尤其值得重视。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