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巴斯德象限：“四链”融合与深圳的“创新溢价”

1983年，深圳市第一所大学才规划诞生；2000年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深圳先进院”）、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鹏城实验室等才陆续建成，深圳医学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投用更是在2020年后。

但深圳的科技创新并未“先天不足”。数据显示，2023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R&D）2236.6亿元，占GDP比重达6.46%，总量、强度均居全国城市第二，仅次于“大院大所”云集的北京。其中，深圳企业R&D经费投入总量居全国第一。

1997年，司托克斯（Donald E.Stokes）以“是否考虑应用”和“是否追求基本认知”为横轴和纵轴，将科研活动划分为四个象限。平衡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努力进入“巴斯德象限”成为城市发展的共识，但各城市科研与创新的起点往往在“波尔象限”或“爱迪生象限”，于是问题产生——如何穿越象限？

在产业升级推动科创能级提升中，逐步从“风险折价”进入到“创新溢价”，认知转变的背后，是创新范式逐渐积累并得以形成。

“上午发论文，下午就有投资人找上门”的故事，在深圳越来越常见。比起“0—1—10—∞”的线性传导，深圳的创新更似一个复杂多维的动态网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投资方等各个节点的创新主体相互交叉、影响，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最终释放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之“蝴蝶效应”。

新型研发：“四不像”穿透四象限

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人民币、11名科技人员主导，联想在北京诞生，成为国内最早由科研院所孵化的企业之一。

同一时间，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蓬勃的进出口贸易带动经济高速发展，但全市有且仅有的一所大学——深圳大学建校还不满两年。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先天不足，使深圳的创新路径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北京。有经济观察人士总结：深圳不搞学院式、宫廷式的研究，强调企业在技术开发中的主体作用。

若将早期的深圳置于司托克斯的四象限中，它应该在爱迪生象限。从任正非、王传福的创业故事，到90%以上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资金等都在企业的“6个90%”创新经验，企业始终是深圳科技创新的主力，市场则是企业研发的唯一检验标准。

“企业创新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分散决策，大家都要为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因此企业是最讲求效率的组织，能敏锐感知到市场想要什么，并通过有效配置和整合资源，实现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最好的研发成果。”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教授陈宪表示。

然而，企业一方面难以接触高水平科研平台与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出于盈利性、规模化生产的考量，开展的注定更多为应用研究。

而随着“深圳速度”带来的规模优势、后发优势发挥至接近极致，“以市场换技术”的路线渐显被动，单一的应用研究已不具备可持续性，如何迈向“巴斯德象限”，是摆在深圳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面强调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另一面，深圳将目光投向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的老牌高校。1999年，全国第一个集成国内外院校资源的产学研示范基地——深圳虚拟大学园诞生；1996年，园区占地规模最大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为全国第一家新型研发机构。

彼时，国内对“新型研发机构”还未有明确的概念厘定。“四不像”则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对自己的定义：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既是研究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

凭借清华强大的技术和品牌资源，背靠深圳的产业链资源，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了一个企业“孵化器”，研究院大楼建成仅一年，企业入驻率就达到90%。截至目前，研究院累计孵化企业3000多家，培养上市公司30多家。

国家层面，直到2021年，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才正式将新型研发机构作为一类法定创新主体写入，遵循“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发展模式。

而从1996年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起步，深圳先进院、深圳湾实验室、深圳医学科学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先后诞生于深圳。不定编制、不定级别，为科研机构“松绑”，深圳率先在全国探索了一条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弯道超车”的特殊路径，“四不像”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断丰富。

于深圳先进院而言，“四不像”体现在“楼上创新、楼下创业”。在先进院合成所牵头建设的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大楼里，研究员钟超每天白大褂与西装无缝切换：上楼可利用先进的仪器设备研究“皮肤胶水”贻贝蛋白，下楼则到了其创立的企业柏垠生物，因切入离消费者更近的化妆品和医美原料赛道，公司不到两年即完成天使、天使+和Pre-A三轮近2亿元融资。

近三年，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累计孵育企业近60家，累计毕业企业超20家，企业融资总额超40亿元，总产值近6亿元，“上午发论文，下午便有投资人找上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扬长避短，深圳逐步建起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海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的独特创新体系，以经济特区的体制机制创新缝合产业链与创新链，并以新型研发机构的形式吸引越来越多外部高校、龙头企业关注和布局。

据不完全统计，仅近两年，就有中国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兰州大学深圳研究院、华南农业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国稀土集团联合实验室、万华深圳研究院等官宣落地。

无界之城：高校与城市共生共荣

从爱迪生象限迈向巴斯德象限，深圳靠的是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嵌合。

2024年，深圳GDP迈上3.68万亿元，占全国比重2.73%，单个城市的经济体量超过云南、广西等全国一大半省份。其中，技术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2.3%，亦远高于全国（超13%）。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宋志平分析道，深圳早期的经济腾飞主要靠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更多从事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制度创新，对人才和研发能力的要求相对低于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依赖程度也就没那么高。

如今，深圳早已从“模仿者”走向“引领者”，对高校院所及科研人才的水平要求不可同日而语，纯靠向外“借脑”，已难以满足。

他山之石可作借鉴。1951年，硅谷前身、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园——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诞生，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140栋建筑里孕育瓦里安、惠普、特斯拉等150多家科技公司，美国“R&D Park”自此闻名。

“深圳的路径是，通过产业创新聚集相当多的财富、税收，用以反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建设更多本土高校和科研机构。”陈宪谈到。

过去十年，深圳大手笔投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技术大学、中山大学（深圳）深圳理工大学等8所高校密集建起。如今，全市各类高校达17所，资历最“老”的深圳大学刚过不惑之年，最“年幼”的深圳理工大学成立不满1年。

相较“老牌名校”有长时间的口碑积累，年轻大学在办学质量、就业认可度等方面总存在争议。但“年轻”赋予这些大学更强的产业适应能力，高校学科的发展有望催生、促进、引领新的产业，培育出深圳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点。

今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提及，打造教育、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无界之城”。

“深圳高技术产业发达，任何高校来到深圳都能与产业紧密结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海闻分析认为，因各个学院、学科已自成一体，传统高校推行学科交叉在行政体制上会有困难。从这个意义上看，深圳这支年轻的高校队伍更易于将“科教产金”四链融合、学科交叉落实到从科研到教学的方方面面。

例如科研体制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理工大学均有“只给教师发9个月工资”的特殊举措。“剩下3个月让他们到社会上‘找钱’，与企业开展合作。对教师从企业获得的经费‘高看一眼、厚爱三分’，转化收益中个人分配占比可以达到70％。”深圳理工大学校长樊建平透露。

学院与专业设置上，新一代电子信息、数字与时尚、新材料、海洋等深圳“20+8”产业，深圳大学都有多年的学科积淀；深圳理工大学首批建设的生命健康学院、合成生物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算力微电子学院等七大学科交叉专业学院，亦与深圳“20+8”乃至整个大湾区的产业体系紧密关联。

企业、高校与城市的共生共荣、互促互进，如今正在深圳上演。数据显示，2024年有920名深圳学者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207人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广泛分布于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深圳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达46.1万人年、居全国城市首位。

“时间的朋友”：给“鲲鹏”更多耐心

上海交通大学2022年曾有一组研究，其以科创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家的大学教育质量与公司价值的关系，显示企业家所在院校和学科质量对公司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效应在理工院校表现更强。

深圳智能机器人“八大金刚”之一的逐际动力就是典例。3月，逐际动力宣布完成A+轮融资、半年累计完成5亿元A轮系列融资，其创始人张巍为南方科技大学长聘正教授。

从DeepSeek背后由浙江大学引领的“纯国产”年轻团队，到受资本热捧的南科大机器人团队，高校已然成为创新创业、孕育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一大主力。

然而业内常言，科技型创业犹如一场漫长马拉松，从基础研究到概念验证，到样品开发、中试熟化，最终到大规模量产，都离不开资本陪伴。这也是为何，国际科创高地与金融资本聚集地总是存在地理上的重合，硅谷的风险投资额长期占全美40%以上。

高校创业面临的资金压力更甚。“高校技术普遍处于早期状态，缺乏投早投小专项资金。加上高校师生创业缺乏经验，市场化基金又有考核压力，都非常谨慎，宁可不投，不想投错。”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协理副校长兼科研处处长李学金观察到。

2025年全国两会，“壮大耐心资本”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顾名思义，就是引导资本不受短期市场波动的干扰，做“时间的朋友”。

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亦提及，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鼓励发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大胆资本，支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如何耐心？如何接力？

首先是将早期投资前推到“最初一公里”。诚然创投行业近些年频频强调“投早、投小”，但概念验证、中试等前期环节仍难以覆盖，因技术方案尚不清晰、产品远未定型，市场前景难以判断，也就难以把控投资风险。

2024年11月第二十六届高交会上，主攻精准靶向递送技术的纳科药业亮相清华大学展区，其曾获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系列基金的孵化培育。系列基金由南山区引导基金、南山创投联合力合创投发起设立，首创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成果转化3只配套基金，首期规模2亿元，目前已对接300余个项目，大部分像纳科药业一样来自深圳高校及科研机构。

“药物研发是高风险、高投入的，但研发成功后走入市场又是高回报的。目前我们已获数千万元人民币A轮股权投资，正在深圳打造一个符合中美GMP标准的纳米药物中试车间。”纳科药业联合创始人说。

“最初一公里”打通后，企业后续的成长壮大依然有国资的靠前陪伴。近期，深圳国资立下KPI，推动基金投向覆盖种子、天使、A轮、B轮、C轮直至IPO的投资全生命周期，确保其中A轮及更早期的项目不低于40%，投向B轮、C轮项目均不低于20%。

此前，国资管理机构常因担心投资失败需承担责任，在股权投资上过于保守。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建立健全容错机制，遵循基金投资运作规律，容忍正常投资风险。

中央定调后，深圳率先全国推动建立国资容错机制。深圳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近日透露，下一步将对政府投资基金和国资创投机构的考核机制进行优化，探索建立尽职免责相关制度，不以单一项目的亏损或未达考核标准对投资行为全盘否定。

今年以来，深圳再将目光瞄向全球全国高校，力推“鲲鹏青年创新创业合作计划”，将遴选上千个项目、上万名大学生和创新青年与深圳合作创业，目前已与近60家创赛组织方，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近20家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深创投、松禾资本等10家创投机构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樊建平常以一只“蝴蝶”总结深圳的创新经验。这只“蝴蝶”以研究型大学与高水平科研机构为头，以大力度投入建起的大科学装置、丰厚的产业资本和“楼上创新、楼下创业”等创新探索为身，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为左右蝶翅，通过科学与产业一体设计、一体推进，构筑了“0—1—10”纵向融通重构和“10—∞”横向跨界整合的“蝴蝶模式”。

完成了资金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全过程深度嵌入后，深圳默默搭好资本与项目的对接平台，期待下一个年轻团队的“鲲鹏展翅”时刻，亦即中国科创范式的“蝴蝶效应”时刻。

（作者单位：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