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资本出海参与PPP项目的风险应对之策

公共私营合作伙伴关系（简称PPP）模式是政府与私人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民间资本加速“走出去”参与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PPP模式因其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优势，受到各国欢迎并成为企业参与海外基建的重要模式。

近年来，全球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提倡项目投融资小型化、精细化（即“小而美”模式），更加注重项目商业可行性和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的海外投资开始从过去的大规模政府贷款驱动，转向更市场化、多元化的投融资，包括更积极地利用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2020年后，我国民间资本参与海外PPP项目呈现出审慎拓展、质量提升的态势：政府引导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益”，企业投资更加务实理性，选择项目更为谨慎，偏好收益可靠的领域。同时，一批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开始在新能源、矿业等关系产业链安全的领域走向海外并购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互补。在大型基建PPP方面，央企仍主导投建营，但民营企业通过合作分包、提供专业技术等方式，间接参与其中。

可以预见，随着政策环境优化和企业能力提升，民间资本在海外PPP中的角色将更加重要。但根据统计，海外投资中还有较大比重的投资项目未能达到预期。而要实现更大作为，中国企业仍需提高自身竞争力和风险应对能力，有效克服各种风险障碍。

五大风险

我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参与PPP项目，通常面临着比国内更加复杂多样的风险。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五大风险。

一是法律制度差异风险。法律环境的差异是海外PPP项目首先遇到的重大风险之一。东道国法律制度是否健全、透明和稳定，直接关系到PPP项目能否顺利实施。法律制度差异带来的风险具体表现为：东道国可能缺乏针对PPP或特许经营的专门法律，导致项目缺乏法律依据和保障；或虽有法律但配套制度不完善、行政程序繁琐，增加了合规难度。此外，不同法系和监管标准的差异，也会造成合同解释与执行上的分歧。

面对法律制度差异风险，投资者需要提前研究东道国的投资、建设等相关法律。一个重要的防范措施是了解中国与该国是否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该国是否加入了多边投资保障公约。

二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国家风险）是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中最不可控的风险类别之一。政治风险往往难以通过企业自身力量化解，但可以通过“趋利避害”来降低进入高风险国别的可能。

企业在决策投资前，应对意向东道国的政治社会环境进行全面评估，包括政体稳定性、政府更替机制、社会治安情况、对外政策走向等。目前，国际上有多家专业机构定期发布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可为企业提供参考。

三是汇率与金融风险。汇率波动和金融环境变化，构成了海外PPP项目的重要经济风险。对于海外PPP项目，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信用评级情况、汇兑制度和税收政策等，都会影响项目财务安全。具体而言，汇率与金融风险包括以下方面：流动性风险、汇率贬值风险、外汇政策变动风险等。

针对汇率和金融风险，投资方应在项目前期重点评估东道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和币值稳定性。一方面，通过参考国际信用评级等指标判断一国的信用和金融风险水平。另一方面，企业应熟悉东道国的外汇管制政策细节，确保严格遵守当地规定，并随时关注政策变动动态。此外，善用双边税收协定、防范重复征税，也属于财务风险管理范畴。

四是合同履约风险。合同履约风险是指PPP项目各参与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导致项目受阻或利益受损的风险。在海外PPP项目中，合同关系错综复杂，参与主体众多，包括东道国政府及其部门、项目公司、承包商、融资方等，任何一方的不履约行为都会影响项目推进。其中尤以政府方或公共部门违约对项目的冲击最大。

合同履约风险的防范核心在于事前签订严谨合同+事中加强信用监督+事后确保救济途径，从而保障协议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五是市场回报风险。海外PPP项目面临的回报不确定性，既可能源于市场需求的不确定，也可能源于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的不确定。

具体表现为：需求上的风险，即项目建成后实际利用率或需求量低于预测；价格变动风险，即服务收费标准受政府管制或市场波动影响发生不利变化；建设运营上的项目建设超支或延期、运营维护成本过高，从而侵蚀盈利空间；不可抗力，如疫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导致项目中断或运营成本上升，收益下降。

为降低回报不确定性风险，一方面应慎选项目类型和所在地，另一方面要与政府合理分担需求变化风险，例如通过最低收益保障、成本补偿机制等条款锁定基本回报水平。

综上，海外PPP项目面临的风险是多维度且交织的。法律制度、政治环境、金融汇率、合同履约、市场回报等每一项风险，都可能单独或共同作用，影响项目成败。

“走出去、走得稳、走得远”

针对以上分析的各种风险类型，要从政策、企业、合同、争端解决、政府支持等层面推出相应举措，构建系统性的风险防控机制。

首先，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加快建立健全我国对外投资及PPP相关的法律政策框架，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为企业提供投资保护的“安全网”。一方面，尽快出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条例》等规范性法规，为国内企业开展PPP提供统一遵循，并与国际规则接轨，解决法律冲突和政策衔接问题。另一方面，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制度，明确政府部门在信息服务、风险预警、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职责。

其次，强化企业尽职调查与风险评估。企业在走出去前要做好“功课”，建立严格的境外投资尽职调查机制。深入研究东道国的法律体系和营商环境，评估东道国政治风险，充分论证项目商业可行性，评估自身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根据风险承受力选择合适的项目规模，避免因贪大求全而资金链断裂。通过严密的前期尽职调查，企业可“知己知彼”，将大部分显见风险挡在门外。

第三，优化合同设计与风险分担。合同是PPP项目的核心风险约定工具，必须精心设计、明确细节，做到“风险事先写进合同”。详尽列明项目各阶段各类潜在风险的分担原则，遵循“由最适宜的一方承担”原则分配风险。加入稳定条款和补偿机制。约定争端解决条款，包括适用法律和管辖机制，尽量避免单纯适用东道国法律和法院管辖。要求政府提供信用增级措施。明确违约定义和赔偿责任。合同签署前建议聘请精通国际项目的法律顾问反复推演合同文本，一份完善的合同是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既是“利剑”也是“盾牌”，保护着项目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

第四，健全争端解决机制。由于海外PPP项目涉及跨境法律关系，必须构建高效、公正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潜在纠纷。建议在合同中约定国际仲裁条款，明确仲裁适用的实体法，可以选择东道国法律但需辅以国际法原则，或选择公认的中立国法，例如英国法、纽约州法等，以防当地法律有偏颇条款。考虑加入多级争端解决条款，先通过友好协商或专家调解，不成再仲裁，确保小争议迅速化解，大争议有仲裁兜底。充分利用东道国本地法律救济的同时，寻求我国驻外使领馆和政府部门的支持。日常工作中，企业也应注意做好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的沟通，争端解决机制不但要“治已病”，还应“防未病”，通过利益协商、关系维护，将潜在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最后，构建政府支持保障体系。民间资本走出去离不开政府的保驾护航。政府应从金融、信息、外交等多方面为企业海外PPP投资提供支持。完善投融资支持，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鼓励保险机构（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扩大政治风险险种覆盖面，提高保险赔付效率，为企业解除后顾之忧。强化信息服务，发挥外交保护作用，倡导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与当地或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司合作，共享风险、优势互补。总结推广成功案例和经验教训，树立正面典型，引导更多民营企业规范、有序地参与海外PPP项目，实现从“要我参与”到“我要参与”的转变。

通过多层次努力，可逐步形成一个“政府引导、企业为主、法律保障、多方协同”的海外PPP风险防控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复杂环境下PPP项目的不确定性，使我国民间资本真正“走出去、走得稳、走得远”。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治理效能背景下我国PPP债务融资监管困境及法律因应研究”（20BFX04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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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购的五种模式

海外并购是企业出海的主要方式之一。当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热潮涌动，已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驱动”，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主要有以下五种模式：

一、技术获取型并购。通过收购海外企业获取核心技术或专利，弥补国内技术短板。2017年，美的集团以53亿欧元收购德国库卡，获得工业机器人核心技术，有效提升了智能制造能力。2024年，TCL中环控股Maxeon Solar，通过持股50.1%获取IBC电池专利技术，强化了光伏领域竞争力。

二、资源整合型并购。聚焦全球资源布局，保障供应链安全。2024年，赣锋锂业以3.43亿美元收购Mali Lithium，巩固了锂产业链主导地位。

三、品牌与市场拓展型并购。通过收购国际品牌进入高端市场。2010年，吉利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汽车100%股权，获得品牌和技术，实现从低端向高端市场的跃升。2005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通过整合ThinkPad品牌，成为全球PC市场领导者。

四、产业链协同型并购。强化上下游协同效应，完善全球产业链布局。2008年起，安徽中鼎股份全球化并购，累计投资60亿元，通过20余起并购融入宝马、奔驰等国际供应链，并向海外反向输出管理经验，形成在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同步研发、生产、配送的跨国经营布局。

五、多元化战略型并购。跨领域布局以实现业务多元化。2024年，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收购先正达，进军农业科技领域，提升了全球化工行业话语权。2024年，腾讯以86亿美元收购了Supercell 84.3%的股权，积极布局游戏产业，巩固全球市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