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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内卷”行动背后的战略意涵

——对话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

  作者:本刊记者 吴明华  来源:决策网时间:2025-08-25
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将“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和“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列为重点任务,标志着“反内卷”已升级为国家战略行动。7月以来,“反内卷”风暴席卷多个重点行业领域:从光伏玻璃行业集体减产30%,到水泥协会发布有关工作意见,再到钢铁企业执行减排限产……“反内卷”行动正在全面铺开。如何理解这场行动背后的战略意涵?“反内卷”行动对不同地区将会带来怎样不同的影响?

“触及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

《决策》:近年来,“内卷”一词逐渐流行,“内卷式”竞争甚至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痛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反内卷”是大势所趋。如何深入理解中央的决策部署?

刘典:“反内卷”行动的背后,既有对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深刻洞察,也有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重新定义。它不仅关乎行业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内卷”一词的流行,源于对产能过剩导致通缩持续恶化的直观描述。当一个行业的供给远远超出需求时,企业为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不得不通过压低价格、压缩成本甚至牺牲产品质量来竞争。

这种“非理性竞争”不仅侵蚀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更导致整个行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以光伏行业为例,2024年行业各环节年产能均超1100吉瓦,阶段性供大于求的局面让产品价格一路下跌,光伏玻璃价格甚至跌破成本线。

这种“内卷式”竞争虽然短期内拉动了投资和就业,长期却削弱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迫使企业将资源投入到低效的产能扩张而非技术创新中。

“内卷式”竞争的代价,不仅体现在企业利润的缩水上,更会波及基层稳定。当企业无法盈利时,裁员、降薪、产业链上下游的连锁反应随之而来,最终影响的是普通劳动者的生计。

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的“治理低价无序竞争”和“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应。治理低价无序竞争,意味着要打破企业之间“谁更狠、谁更便宜”的恶性竞争逻辑,引导企业回归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价值的正向轨道;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则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让那些效率低下、污染严重、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企业主动退出市场。

这两项举措看似简单,实则触及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如何在保障短期经济稳定的同时,为长期发展腾出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反内卷”行动并非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或市场自发调节,而是通过“政府引导+行业协同+市场调节”的多重手段形成合力。

例如,光伏玻璃行业的减产并非政府强制要求,而是头部企业基于行业共识达成的协议;水泥协会发布的意见,则是在政府政策框架下,由行业协会牵头制定的行业自律规范;钢铁企业的限产措施,是政府与企业协商后的结果。这种多元参与的治理模式,既避免“一刀切”的粗暴干预,又确保了政策的落地效果。

治理“内卷”的根本路径

《决策》:行业内的减产、自律,某种程度来说可视为“治标”。怎样才能做到标本兼治?

刘典:“治标”措施的核心在于快速遏制行业内卷的恶性循环。目前来看,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如,光伏玻璃行业的减产让价格企稳回升,水泥协会推动了行业自律,钢铁企业的限产则缓解了产能过剩的压力。

这些措施虽然见效快,但其效果依赖于企业的执行意愿和市场的动态平衡,一旦部分企业违规扩张产能,价格又可能重回下跌轨道。因此,仅靠“治标”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治理机制。

“治本”则离不开一套精准的政策组合拳。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的核心思路是“国内纵深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为企业出海提供便利”双轨并行。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治理“内卷”的根本路径。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和制度。过去几年,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和税收,往往采取“政策比拼”的方式,如税收减免、土地补贴、项目审批绿色通道等。

“招商竞赛”虽然短期内能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看却加剧了行业同质化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前面提到的光伏行业的产能扩张,就与地方“招商竞赛”密切相关。

去年以来,中央通过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政策,初步遏制了地方招商引资中的恶性竞争,推动市场公平竞争。此次提出的“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与制度化,避免因政策差异导致的市场分割和不公平竞争。

《决策》:治理招商引资乱象与“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有什么样的联系与区别?

刘典:两者都旨在遏制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但“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内涵更为广泛。它不仅包括对招商引资行为的规范,还涵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保标准等多个领域。

例如,未来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时,需要遵循统一的“负面清单”,禁止对特定行业或企业提供超出合理范围的补贴;在环保领域,则需要执行统一的排放标准,避免因地方标准差异导致企业“逐劣竞逐”。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托底”落后企业,而是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让那些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自然退出。

另外,还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产业政策框架,即明确哪些行业需要重点扶持,哪些行业需限制发展,避免地方政府盲目上马重复性项目;强化财政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进行审计,确保资金流向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领域;完善跨区域协调机制,推动区域间产业分工与协作,减少同质化竞争。

《决策》:企业出海是缓解“内卷”的另一条重要路径。相关政策将会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

刘典:“为企业出海提供便利”,主要是通过为企业赴港上市、海外建厂等提供政策支持。不仅能让企业绕开贸易壁垒和减少贸易摩擦,还能通过海外市场的拓展消化国内过剩产能。

如,宁德时代在港股上市所筹资金中,90%的资金被用于匈牙利工厂的扩建,这不仅帮助企业突破了欧美市场的绿色壁垒,也为国内产能找到了新的出口。这种“内外联动”的策略,既解决了国内市场的“内卷”问题,又为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提供支持。

随着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化,“反内卷”行动也将延伸到国际市场。近年来,一些国家通过设置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方式限制中国企业的出口,这倒逼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寻找新的突破口。通过海外建厂、技术输出、品牌国际化等方式,将“内卷”压力转化为全球竞争力。

这种“走出去”战略,不仅是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途径,也是提升中国企业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将呈现显著差异”

《决策》:对于不同行业和地区,“反内卷”行动将会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

刘典: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反内卷”的风将会吹向更多行业。目前,光伏、钢铁、水泥等行业已经率先行动。其他产能过剩的行业,如家电、化工、机械制造等,也会成为下一步治理的重点。

如,家电行业近年来也面临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价格战屡见不鲜;化工行业则因环保压力和产能过剩问题,亟须通过技术升级和产能整合实现转型。这些行业的治理,既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也需要行业协会和企业的主动参与。

当“反内卷”的风吹向更多行业后,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将呈现显著差异。以产业结构为划分标准,新兴产业集聚区与传统产业依赖区将面临不同的挑战与机遇。

新兴产业集聚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的部分城市,产业基础较强、创新资源丰富,更容易通过技术升级和国际化布局消化“反内卷”带来的调整压力。同时,这些地区拥有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能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依赖区情况则较为复杂。这些地区往往以钢铁、煤炭、水泥等重工业为主,缺乏新兴产业支撑,产业结构单一,创新资源不足,短期内可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去产能的过程可能引发较大的社会阵痛。对此,地方政府需采取“软着陆”策略。

一是推动产业创新与多元化。通过引入新兴产业,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替代传统产能,避免经济结构单一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实现“去产能”与“促创新”同步推进。“反内卷”行动的核心目标,正是通过淘汰落后产能、规范市场竞争,将资源从低效领域转移到高附加值领域。

二是加强社会保障与职业培训。通过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为受影响的劳动者提供再就业支持,帮助其向新兴产业转移。“反内卷”行动必须与稳就业、保民生政策相协调。

三是探索区域协同发展。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参与区域产业链分工,发展配套服务业,形成新的增长点。

不同地区的“动能转换”路径,也将决定“反内卷”行动的效果。

《决策》:“反内卷”行动要想取得更好的成效,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刘典:“反内卷”行动不仅是对“内卷”的反击,更是一场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重建,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未来,随着更多治理措施的落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望迈上新台阶。

“反内卷”行动的持续推进,还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是政策的稳定性。当前的治理措施,多以行业自律和临时性政策为主,缺乏长期的制度保障。行业减产协议能否持续执行?如果部分企业违反协议,是否有相应的惩罚机制?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立法或行业规范来解决。

其次是政策的协同性。反内卷行动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如何协调发改委、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的职能,形成政策合力,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第三是政策的包容性。在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过程中,如何平衡企业利益与社会稳定,如何为被淘汰的企业提供转型支持,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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