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技创新到产业跃升：“十五五”发展模式升级

细察“十四五”规划与“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重点任务排序，一个标志性变化引人注目——科技创新从首位变为第二，而现代产业体系则跃居榜首。

这一排序变化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国家发展哲学与战略逻辑的深刻转变，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迎来一场系统性升级。理解这一转变的本质，对于把握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战略变化背后的深意

战略排序变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内外部环境的根本性转变。

“十四五”时期，面对严峻的外部技术封锁与卡脖子风险，国家将科技创新置于首位，旨在摆脱关键领域受制于人的困境。这一时期，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从2020年的2.4%提升至2024年的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在量子科技、载人航天、高端装备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这些成就为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技术突破不等于产业竞争力。战略排序变化标志着国家战略重心的重大迁移。这一调整既根植于“十四五”时期科技实力的显著增强，也是对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的积极回应。随着中国在关键领域相继实现突破，产业发展重点已从解决技术有无问题，转向推动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和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这一战略转变源于三大现实需求：首先，中国面临欧美国家产业回流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以及国内传统产业占比仍超过60%、高端环节竞争力不足的结构性挑战。其次，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需要强有力的产业体系作为载体，否则技术突破难以转化为经济动能。第三，随着经济发展范式深度调整，基于成本和效率的全球分工优势正向更具韧性、更加智能、更注重安全的全球协同优势跃迁。

值得注意的是，战略重心迁移并非替代关系，而是递进与融合。科技创新的定位从支撑升级为引领，并强调新质生产力概念。这意味着科技不再仅是产业发展的辅助要素，而是要成为驱动产业体系全面升级的核心引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就是利用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用更少资源创造更大价值。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逻辑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非对现有产业的简单优化，而是从战略定位、架构设计到动力机制的全方位重构。

“十五五”规划建议首次将“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确立为顶层架构，并写入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这一量化要求。该表述超越了“十四五”时期“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原则性导向，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具象化的架构蓝图和战略锚点。

这一系统化布局体现在三个关键维度。首先，确立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核心地位，以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将先进制造业打造为产业体系的骨架。

其次，构建“传统—新兴—未来产业”的梯度发展机制，在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同时，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形成固本培元、育新突破、前瞻卡位的梯队格局。

第三，强化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协同支撑，通过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完善传统设施，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国民经济循环提供坚实底座。

与“十四五”时期侧重供给端创新驱动不同，“十五五”规划建议确立了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单向驱动转向供需双侧协同发力。这一战略转变旨在将内需体系深度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过激发内需潜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在实施层面，设定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等量化目标，并创新性提出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的路径。这一思路意味着财政资源将与常住人口规模挂钩，通过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置，从根本上消除居民消费后顾之忧，释放内需潜力。

更为关键的是，“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通过破解产品认证不统一、审批标准差异大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体制机制障碍，显著降低国内流通成本，从而充分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这一举措不仅能够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效率，更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至关重要的规模化应用场景，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产业发展的战略导向与政策着力点

“十五五”时期，产业升级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核心驱动力。智能化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绿色化是推动绿色技术与工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形成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和发展模式；融合化则是促进产业链条协同发展，提升产业系统效能。

在智能化方面，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在绿色化方面，需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技术应用。在融合化方面，要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打破产业界限，形成网络化、生态化的产业组织结构。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产业生态的竞争。从“十四五”到“十五五”，产业政策的着力点正从专项突破转向创新生态构建。“十四五”依靠的是专项攻关与产业链协同，而“十五五”提出的关键词是创新生态，包括建立国家材料创新中心与区域应用示范基地，打造材料数字数据库，打通基础研发→中试验证→工业化“全链条”。

生产性服务业在这一生态中扮演着产业黏合剂的角色。通过研发设计、数字技术、供应链管理、品牌服务等全链条赋能，生产性服务业深刻嵌入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推动产业体系提质增效。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成为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支点。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先进制造业与现代化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产业融合的实践，不仅体现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渗透交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紧密结合，也贯穿于一二三产业的跨界融合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整合之中。这种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产业界限，构建了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

可以说，从技术转化到产业升级，从专项突破到生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是一场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变革。

如何把握历史机遇

面对“十五五”的战略转舵，各地政府和企业需要调整发展思路，创新行动策略，在把握历史机遇中创造价值。

对于企业而言，战略转变意味着必须重新定位自己在产业生态中的角色和发展路径。具体而言，企业可从以下三方面调整行动路线。

首先，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创新。研究表明，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短期有效因素，而自主创新投入才是推动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显著因素。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建立与高校、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其次，从单点竞争走向生态位构建。企业不应再局限于产业链某一环节的竞争，而要从整个产业生态系统中寻找价值定位。比如，积极参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与上下游企业形成协同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竞争力。

第三，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随着市场重心从“国内国际双循环”转向“全国统一大市场”，企业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企业需深耕国内市场，依托国内大市场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质量、品牌价值和服务体验成为竞争的关键。

对各地政府而言，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角色，需要从主导者转向引导者和服务者。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政策优惠转向制度创新。相比短期的政策优惠，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更为重要。政府应深化“放管服”改革，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

其次，从盲目跟风转向科学规划。政府产业规划应建立在科学的产业筛选体系之上，避免盲目跟风导致的产业同构和资源浪费。可借鉴基于灰度关联理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模型，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确定适合本地发展的主导产业和细分领域。

第三，从重硬件建设转向重软环境营造。在城镇化方面，“十五五”规划建议增加了以人为本的表述，这意味着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的重点，从硬件建设转向软件服务。政府应加大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吸引和留住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撑。

（作者系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常务理事兼财经委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