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掘金“地名经济”

地名不仅是空间的“坐标”，更是历史记忆、生态禀赋与产业基础的复合载体。地名经济强调有意识地挖掘和开发附着于地名的特色价值，从而驱动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和“块状经济”的发源地，浙江省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地名经济的“模范生”，其实践经验为各地发展地名经济提供了鲜活案例借鉴。

现实生产力的“范式革命”

2025年9月12日，中国地名学会在联合清华大学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基础上，首次对地名经济进行了权威定义：地名经济是地域经济运行的一种模式，指在地域经济运行中，有意识、主动地挖掘和开发附着于地名的特色价值因素，调整经济结构与支柱产业布局，优化投资、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活动，从而推动地域经济迈上新台阶。这一定义标志着地名研究从传统的文化保护与行政管理，正式迈入了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价值转化新阶段。

地名，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标识，还是一个地方历史文脉、自然禀赋、民俗风情和产业特征的浓缩载体。地名经济的本质，是一场将这些无形或潜在的价值，系统性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范式革命”。

地名经济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地名价值、产业支撑、文化赋能和模式创新四个方面。

其中，地名价值是地名经济的核心资产，也是地名经济的起点。地名所附着的价值是多元的，以浙江为例，既可以是“绍兴”所代表的深厚历史文化价值，也可以是“千岛湖”所代表的优质生态环境价值，还可以是“永康”所代表的传统工业技艺价值，甚至是“大唐”因特定产业集聚而后天形成的产业名片价值。

产业支撑是地名经济的根本载体，也是地名价值变现的最终渠道。一个成熟的地名经济背后必然拥有一个强大而独特的产业，可以是工业、旅游业，也可以是农业，否则便会沦为空洞的符号，难以持续。

文化赋能是地名经济的独特灵魂，也是地名经济区别于一般区域经济的关键。文化赋能主要通过故事、习俗、方言、技艺等，为地名和其关联产业注入独特的魅力和不可复制的竞争力，从而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

模式创新是地名经济的转化路径，也是地名经济运行的关键。地名价值与产业有效链接，取决于推动包括品牌塑造、产业链整合、数字化转型、政企协作在内的系统性模式创新，构建起形成“文化—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可持续框架。

不同维度的透视

浙江地名经济的蓬勃发展，生动展现了地名如何从简单标识，蝶变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品牌资产与核心竞争力。

从时间维度来看，地名与经济“双向奔赴”。在地名与经济的时间关系上，浙江呈现出两种演化路径。

一种是“先有地名，后成经济”，在浙江的“块状经济”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义乌为例，地名最初仅是普通的行政区划名称，后续凭借当地民众的创业精神和高度的产业集聚，已逐渐演变为特定产业的代名词，在全球采购商眼中基本成为“小商品”的同义词和首选目的地。在义乌案例中，地名本身是“中性”的，但通过产业的蓬勃发展，反向定义和重塑了地名的经济内涵。

第二种是地名与经济共生演化，通过品牌塑造驱动价值跃升。与前者不同，这类地名经济的发展过程伴随着有意识的品牌塑造和名称优化。淳安千岛湖便是一个经典案例。其前身是新安江水库，后来不断挖掘独特岛屿风光的旅游开发潜力，更名为“千岛湖”，并围绕这一极具想象力和画面感的新地名进行旅游品牌的全方位打造。该类模式通过地名的更迭与优化，直接催化经济形态的转型与升级，同时地名与经济也在相互成就中实现螺旋式上升。

从因果维度来看，呈现多元禀赋的价值转化路径。地名经济的成功，还在于其懂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据自身资源禀赋，选择最适合的价值转化路径。主要形成由文化、生态、工业、农业等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

文化驱动型模式，核心驱动力是强大而独特的文化基因。以绍兴为例，其底蕴根植于其2500多年的文脉之中。鲁迅故里、兰亭、沈园、黄酒、越剧等深植于本地文化的元素，也是其地名经济取之不尽的宝藏。在地名经济的发展中，重点通过深度文旅融合，将整个古城打造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让游客“跟着课本游绍兴”。

生态驱动型的模式，印证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并行不悖。仍以千岛湖为例，其地名经济的“因”是国家一级水体的优质生态环境。无论是高端水品牌“农夫山泉”的落户，还是有机鱼的品牌化运营，或是水上运动、森林康养等旅游新业态的开发，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并都以不损害其生态价值为前提。

工业驱动型模式，是以一个传统优势产业为核心，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产业链延伸和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是被称为“五金之都”的永康，其地名经济根植于数百年的五金工匠传统。从最初的铁匠铺到如今的“世界级五金产业集群”，永康的发展呈现了一部工业文明的演进史。

农业驱动型模式，主要将地方特产（土特产）与地名深度绑定，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如“仙居杨梅”，依托“杨梅”这一特色农产品，通过品牌化运作，不断拓展成为一个集采摘体验、文化节庆、电商直播、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富民产业链。

政企协作的“浙江模式”

总结浙江各类地名经济案例，可以发现其成功的运作模式并非单一因素作用，而是一个由市场、政府、社会共同参与构建的复杂系统，形成了政企协作的“浙江模式”，为各地系统盘活地名资源、培育发展新动能提供了思路。

首先，市场主体的首创精神是地名经济的内生动力。无论是义乌的“鸡毛换糖”，还是大唐的“织袜大军”，浙江地名经济的起点往往是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和创业热情。这种源自民间的强大内生动力，成为浙江培育地名经济最坚实的土壤。

其次，“块状经济”的演变发展不断放大集群效应。浙江善于将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通过高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上下游紧密配套的产业链，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再次，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形成强大合力。浙江政府以“不越位、不缺位”为核心角色定位，即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而是专注于做好“筑巢引凤”的工作，包括规划引导、优化营商环境、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以及支持品牌塑造和对外推广，为市场之手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最后，建立品牌标准提升地名经济的内涵价值。具体通过品质管控强化地名信誉，推动地名经济从“产品标签”到“文化IP”的价值跃迁，截至2024年，浙江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主体已达4200家。

（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