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为何推动乡村片区组团

片区组团成为浙江乡村发展新的热门词汇。

早在2019年，浙江就明确提出“推进片区组团发展”，此后连续六年通过省委一号文件树立该导向。2025年4月，浙江省委农办、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7年底全省累计建设500个重点村组团片区，辐射带动3000个以上周边村联动发展。

这是浙江首次针对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出台指导文件，标志着乡村片区组团上升为浙江省级战略。

乡村片区组团被认为是浙江深化“千万工程”的有力之举，更是乡村发展的重大组织变革，将再度引领全国。什么乡村片区组团？浙江为何推动乡村片区组团战略？

破解单个村“小弱散”问题

淳安县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是浙江较早一批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样本，其经验写入了2025年浙江省委一号文件。

过去下姜村也曾是贫困村，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完成从穷山村向“绿富美”的跃迁。下姜村发展起来后，周边村仍存在规划凌乱、缺少特色、产业低效等问题，整体发展形不成气候。为了让周边村融入进来，共享下姜发展成果，让“独乐乐”变为“众乐乐”，

2019年6月，以下姜村为核心，联合周边24个行政村成立了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彻底打破以往各村“单打独斗”的发展格局，通过一系列精准有力的改革举措，从组织、产业到民生治理，全方位激活片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如今，大下姜片区的联合体及联动发展区已覆盖5个乡镇、63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惠及人口5.9万。2024年联合体25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经营性收入同比2018年分别增长130.1%、360.9%，农村常住居民和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2018年分别增长64.9%、137.5%。

大下姜片区的发展历程，是一场从分散走向联合的深刻变革，也是浙江探索乡村片区组团的缩影。所谓乡村片区组团，是指以重点村为节点，联结周边若干个地理区域相邻、资源禀赋相近、产业特色相似的村，推动“重点村+周边村”组团联动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辐射带动，放大集聚效应，构建美丽成片、产业成群、服务成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实现强村带弱村、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

长期以来，乡村发展存在村“小弱散”的问题。据统计，浙江省行政村村均常住人口不足千人，山区海岛县村庄人口净流出比例超30%，11万余个自然村也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

由于单个村“小弱散”，乡村产业同质体量小且增收渠道不足、整体运营协同弱且利益联结不足、设施重复分布散且共享管护不足等，难形成“串点成片”的规模效应与梯度效应，弱村缺能人、一般村缺项目、强村缺空间的现象屡见不鲜。

同时，在发展中由乡村“单打独斗”造成的城乡运行高成本、高能耗、低效率与低品质，可能导致共同富裕、城乡融合、缩小“三大差距”等战略的整体塑造丧失时机。

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可以有效破解资源分散困局激活要素配置效率、重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设施服务效能，进而将片区内生态、文化、空间等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综合发展资本，推动片区发展从“政策红利”向“制度红利”跃升。

2018年以来，浙江各地通过共同富裕示范带、和美乡村片区、未来乡村组团等载体，自下而上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化实践路径。2020年以来，浙江省委一号文件等政策文件提出推动片区、村庄等联动建设，乡村片区组团的顶层设计体系逐步完善。

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相结合，片区组团必将为乡村振兴发展带来一场重要变革。

七大任务与八大模式

片区组团最关键的，是把片区内的资源要素放在一个“大盘子”里去统筹考虑。

从实施路径上看，主要有产业共富、运营共赢、设施共通3大任务、5项行动；从缩小“三大差距”、建强发展轴的目标导向出发，主要有组织共建、规划共绘2大任务、5项行动；从凸显乡村环境、文明等特色的特色导向出发，主要有环境共美、服务共享2大任务、5项行动。

综上，乡村片区组团建设内容可总结为“七共”7大任务和15项行动。其中，组织共建包括深化党建联建完善片区组团运行机制，建强片区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引导推动各类人才向片区流动；规划共绘包括推进规划统筹编制，加强规划实施管理；产业共富包括做大优势产业，培育新型业态；运营共赢包括强化整体运营，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设施共通包括引导设施协同化建设和设施一体化管护；环境共美包括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风貌协调水平；服务共享包括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动片区文明善治。

从发展模式上看，浙江各地积极探索新路径、新范式，涌现出一批可借鉴推广的实践案例。浙江省工作专班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八大模式”。

其中，“名村示范带动型”是发挥知名度高、影响力大、辐射能力强的名村引领作用，通过辐射经验、资源共享等方式，放大品牌效应，创新运行机制，让名村从“一枝独秀”走向“满园春色”，带动片区共同发展。

“产业融合联动型”是立足乡村“土特产”，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方向，推动各村在产业分工、业态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紧密合作，进一步延伸链条、做大实力、做强品牌，提升片区整体竞争力。

“青年入乡推动型”是以共同富裕为导向，整合政府、村集体、企业特别是农创客、入乡青年等多方力量，构建资源共享、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发展共同体。

“项目平台驱动型”是通过村村联合，集中连片开发高标准农田，做大做强粮食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通过种粮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带动片区走好共富道路。

“古村开发促动型”是深入发掘农业文化遗产、历史文化村落价值，通过联合保护、组团开发的方式，推进农遗、古村落活化利用、活态传承，实现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国有资本撬动型”是变以往乡村经营“零敲碎打”为“整体推进”，通过高水平乡村景观设计建设，引入高水准运营主体。

“村企合作互动型”是通过组建企村联营公司，以市场化理念推进项目，盘活闲置乡村资产，充分发挥政府、企业、村集体和村民各自优势。

“强村公司牵动型”是在不改变原村级集体财产所有权、收益权和监督权的前提下，通过多村共同出资组建强村公司，聘请专业经理人实行公司化运营、市场化运作，利益联结机制相对清晰，群众也易于接受。

“八大模式”清晰勾勒出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多元路径，共同描绘出浙江乡村片区发展的全景图谱。

战略落地的关键

片区组团战略要落地，关键要符合区位、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基础和发展规律。

其一，因势利导的区位战略。无论是主动“组群”还是被动“加群”，都离不开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旅游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区位理论，不符合区位规律的片区组团，哪怕有强村公司加持，也可能会是“强扭的瓜不甜”。

发挥区位作用关键要“因势利导”，即为特定村庄与土特产匹配有利于要素集聚的区位，基于此衍生多村多产利益联结和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形成报酬递增的正外部效应。

如衢州开化聚高合片区，根据最适宜小香薯5.5-6.5pH值、20-30度气温的农业区位，培育从香薯干到香薯酒再到香薯游的“土特产链”，并依托阿里巴巴、驻村规划师等外力，谋划农文旅融合的农业公园，打造“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两有”共富组团。

其二，顺其自然的生态战略。正如《天论》提出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乡村片区组团也应循地之道，因地制宜，使片区村庄数量与占地面积处在城镇村大体系中的合理区间，才可能接近天人合一的境界。

同理，位于同一山脉或同一水系的片区组团，往往具备道法自然的生态基础。如，临安“天目月乡”五村共富示范发展片区组团，注重保护白鹤美丽田园、月亮湾漂流等生态要素，强化天目山生态旅游的综合改造提升。

其三，主客共享的文化战略。乡村片区组团从外在整合转向内在融合的关键在于，推进入乡随俗、主客共享的深层次文化认同。既需保护原乡人传统聚落的物质文化载体，也需融入归乡人、念乡人社会交往的非物质文化网络，更需创造旅乡人、新乡人协同焕新的空间场所。

如临海“江南·溪望谷”沿溪乡村片区组团，打通“老屋拯救－青年回乡－村企运营-茶园复兴-文化新生”的文化保护利用与传承焕新链条，并依托原乡人、归乡人、念乡人、旅乡人、新乡人“五乡人”，运营“今有光”等乡村创意空间。

从战术层面看，在组织模式上，要根据重点村与中心镇、一般村的空间与数量关系，将乡村片区组团的空间组织形式分为多种类型，包括众星拱月型、单核联镇型、单核散点型、无核抱团型、单核跨镇型、单核延伸型、双核比邻型等。

在产业运营模式上，对基础条件好、带头人能力强的村庄，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运营或聘请乡村CEO；对资源关联度高、形成规模效应的片区，鼓励组建强村公司，引入企业或第三方专业团队合作运营；对投资规模大、涉及范围广、需要跨区域资源整合的重点片区，可发挥国有资本或龙头企业的资本、资源和信誉优势，整合资源进行市场化运作。

在设施统筹上，要制定片区组团内重点村设施提级与一般村设施减配“两张清单”，供给托幼、老年助餐点、联村水站等必要设施，同时避免照搬城市、过于复杂的设施。

在风貌营造上，要从片区村民迁入迁出、大小家庭等多元需求出发，采用乡土场景还原、艺术植入、材质对比等低影响风貌营造模式，推广节地巧装等乡土建造技艺，引导微差与重复的在地化组合，避免千屋一面单调设计与一屋一式过度设计。

（作者单位：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绿色低碳城市研究中心、国土空间规划设计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