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上协同、战术上错位”——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之道

“一个整体创新面”

《决策》：中央部署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上海到上海（长三角），意味着我国科技创新布局的一次战略升级，对此，您有何观察？

刘庆：从苏浙皖三省来看，这是明确利好。过去主要讲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现在变成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意味着创新策源地的范围扩大了，布局国家科技力量时会优先考虑长三角。

这会提升三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的机会。比如，安徽有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和中国科大等科创优势，江苏有高校院所和制造业体系，浙江有数字经济和民营经济优势，上海有国际化、金融和高端研发平台。过去这些优势可能分散在不同地方，现在可以被放在同一张战略图上看，三省一市参与国家任务的话语权都会增加。

王德忠：从过去的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到现在的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我认为这是国家科技创新组织的一次重构，将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创新面来组织。这背后至少有三层深意。

第一，从“单点突破”到“面上集成”。以前是希望上海先跑起来，然后带动周边。现在意识到，光靠上海一个点先跑不够用了，需要把长三角整个“面”上的能力都调动起来，这样才能更快、更好地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第二，从“虹吸”到“辐射”。以前，长三角其他城市总担心人才、资本都往上海跑，被上海“虹吸”。现在这个提法意味着国家希望上海主动“辐射”长三角区域，把创新资源放在长三角来配置，形成真正的网络化协同，从动力根基上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第三，从“在地开放”到“直接落地”。过去强调上海把创新资源在地开放给三省使用，而现在更强调，上海主动把创新资源直接用到三省当地，实现更深度的融合。

《决策》：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对沪苏浙皖而言，意味着怎样的角色重塑？

曾凡银：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仅是三省一市内部重新分工，也是在国际科创版图中提升整体竞争力。上海张江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可以形成“两心同创”的格局，江苏高校科研积累深厚，浙江数字经济和创新走廊基础扎实，将这些资源整合起来，才有可能与美国、西欧、日本东京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竞合关系。

这里的关键词是“竞合”。过去传统经济学讲竞争多一些，但今天的科技创新是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所以是“竞合”。如大科学装置、光源平台、量子科技、聚变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设备能互补，人员能交流，成果能转化。三省一市不是谁替代谁，而是在共同参与国际竞争中形成更大的开放合作体系。

杨君：最重要的是身份变化。原来各地更多是“融入上海”“接轨上海”，现在要转为共同建设，这意味着争取国家科技资源的方式要改变：不再是各自申报、各自竞争，而是围绕共同目标联合申报、联合建设、联合使用。

一是战略能级提升。一个省单独争取国家资源，分量有限，但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平台去申请，国家看到的是一个区域创新共同体，争取资源会相对容易。

二是资源配置更加网络化。重大实验室、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创新平台不必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可以按照功能分布在不同城市。

三是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增强。科学家选择的不只是城市生活条件，更会看重能不能进入国家任务、使用重大平台、实现科研理想。只要长三角真正形成共同体，三省一市都可以在各自优势领域成为人才愿意来的高地。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决策》：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省一市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各扬所长，协同发力？

王德忠：避免同质化，不是比谁给的钱多、政策更优惠，而是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上海的优势在于科技、金融和市场，江苏强在制造业和外资集聚，浙江强在数字经济和民营经济，安徽有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基础研究的独特优势。三省一市各展所长、错位协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三角”。

所以，差异化竞争的策略是形成“战略上协同、战术上错位”。搞应用研发和市场转化，可以优先用上海、杭州的资源；需要产业链工程化和规模制造，可以依托江苏、安徽的制造能力；需要基础研究和大国装置，安徽就应成为绕不开的节点。只有把这些定位讲清楚，错位发展才不是口号，才可以把协同合作机制做活、做深、做实，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局面。

《决策》：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集聚，更是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三省一市如何打造有机协同的创新生态？

刘庆：协同不是见到名校名院、名团队就引进，也不是都去建新型研发机构。过去一些地方有过教训：平台名头很大，但项目是否有市场、当地是否有产业配套、团队机制能不能运转，这些都没有弄清楚，最后容易形成低效重复。

长三角创新生态要做深，更应该强调因地制宜和精准承接。一个地方要先清楚自己的产业基础、科研条件、人才结构，再判断需要什么样的成果、团队和平台。政府要营造有竞争力但不恶性竞争的政策环境，帮助创新资源找到合适的产业土壤。这样，成果就不是“搬过来”，而是“长出来”。

杨君：有机协同要从“链条思维”出发。科技创新不只是从0到1，也包括从1到10、从10到100。上海适合做国际化资源组织和高端研发，江苏可做产业链协同和工程化配套，浙江做数字技术和市场化场景，安徽在基础科学、源头创新、大科学装置和硬科技产业化上发挥作用。

新能源汽车就是一个例子。长三角内部既有上海的研发和平台能力，也有浙江零部件、内饰和民营制造生态，还有安徽整车制造与新能源产业基础。如果把各环节放在一个区域创新生态里，就是跨行政区的一条产业链、创新链在不同节点上的接力。

未来，三省一市要更多聚焦共同产业方向，组织联合攻关、联合测试、联合采购和联合市场，而不是各建一套小而全体系。尤其是新技术进入产业化前，标准、场景、测试、保险、金融都要一起设计，谁有场景谁开放场景，谁有制造谁承担工程化，谁有资本谁跟进投资，这样生态才能闭环。

“名片”变成资源和规则

《决策》：体制机制是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保障，如何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区域政策制定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以及执行的协同性？

郑江淮：要把“名片”变成资源和规则。在共建过程中，关键是弄清楚国家能给什么资源？这些资源在三省一市之间如何配置？地方财政如何配套？共同项目如何评价？更核心的是，如何在资源配置中建立与“战略协同、战术错位”相匹配的利益分配规则，避免“谁出钱谁说了算”的属地化惯性。

所以，应建立清晰的指标体系和资金机制。比如，看三省一市研发投入强度、每万人研发人员数、重大平台承载能力、公共技术服务能力等指标，明确各地短板在哪里，再决定公共资源怎么补。联合研究基金要探索“中央引导+三省一市共投+市场化跟投”的共同资金池，实行统一指南发布、统一专家评审、统一过程管理、统一成果验收、统一收益分配的“五统一”模式。

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是公共资源要更多投向跨区域公共平台和关键薄弱环节，重点支持跨区域中试基地、产业共性技术平台等“卡脖子”的公共服务环节。资金也要跟着项目走、跟着绩效走。对跨省共建项目，可以探索“谁出题、谁参与、谁受益、谁评价”的机制，同时建立“按贡献分配收益、按投入分配产权”的跨区域利益共享细则，明确联合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转化收益分成和税收分成比例。

王德忠：长三角一体化的最大障碍是行政壁垒。与其等一个“顶层设计”来打通，不如从具体项目入手，用一个个“点对点”的利益共享实验，倒逼制度突破。具体到操作上， 可以“选一个项目、出一个指南”。

选一个项目：选一个典型项目，如上海研发、安徽制造，或者江苏出装备、安徽出场地，专门设计一套区域利益分配方案。核心只有一条，谁参与、谁受益。如上海企业在安徽设厂，双方协商一个分成比例，持续三年，或者联合研发成果，明确产权共享细则。

出一个指南：将这种做法写成“长三角跨区域合作操作指南”，推广到更多项目。当几十个、几百个项目都这样做，共识和路径就能自然形成，制度突破也会水到渠成。

“ 做创新链上的组织者”

《决策》 ：作为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一员，安徽迎来了从“跟着跑”向“共建主力”转变的关键时期，安徽如何在这一进程中把握机遇？

曾凡银：安徽最大的机会，是将长期积累的基础研究优势、产业判断能力和长三角平台结合起来。安徽的创新来自中科大、中科院和一批国家部委研究所的“种子”，也包含量子科技、核聚变、空天信息等前沿方向的长期深耕。过去十年，合肥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发展做成了两个循环：一个是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再到产业，另一个是产业升级倒逼技术创新。

下一步，安徽要把这个循环放到长三角大格局中去做。一方面，继续做实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大科学装置群，让全球做基础研究、前沿探索的科学家都愿意来、必须来安徽合肥。

另一方面，结合政府基金、产业链判断和市场化机制，如过去布局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基于技术趋势和产业链逻辑去“拼搏”。

安徽还要用好沪宁合、沪苏湖、杭合等通道形成的科创产业环线，把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转化为创新流。

更重要的是，安徽不能只把自己定位为承接地，而要做创新链上的组织者：前端吸引科学家和大科学装置用户，中端培育中试平台和工程团队，后端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低空经济、新型显示等产业把成果接住。

郑江淮：安徽要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个大平台争取更多资源。作为共建一份子，安徽不是旁观者，是平等节点、重要支点，更是长三角基础研究策源和硬科技产业化的核心承载地。

与沪苏浙比，安徽在研发投入、平台建设、研发人员上有哪些不足；哪些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联合平台需要国家支持，都要形成清单。并围绕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空天信息、新能源汽车等方向，做成可承接国家任务的项目包、平台包、政策包，要主动牵头组建跨区域创新联合体，联合沪苏浙优势资源，共同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安徽的机会不只是承接外溢，而是在长三角共同体中把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做成制度安排、平台能力和产业结果。也就是把“有优势”转化为“有规则”——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牵头制定长三角统一的技术标准、服务规范和评价体系；把“有项目”转化为“有平台”——建立大科学装置“跨省一卡通”的常态化共享机制；把“有平台”转化为“有产业生态”——构建“基础研究在沪皖、工程化在苏浙、产业化在全域”的协同格局。

安徽还要主动嵌入长三角创新全链条的分工体系，在“0到1”的基础研究环节发挥大科学装置和高校院所优势，为长三角提供源头创新供给；在“1到10”的中试环节补齐公共平台短板，承接上海、浙江的实验室成果进行工程化验证；在“10到100”的产业化环节发挥制造业和土地资源优势，打造规模化生产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