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长三角产业转移新模式

5月20日至21日，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产业协同作出新的部署。一组数据，印证着长三角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2025年，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完成规上工业开票44.04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94.3%；

全国首个跨省域高新区青吴嘉高新区规上工业总产值1474亿元，营业收入2640亿元；

2025年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亿元以上项目4654个，实际到位资金8555.1亿元，占省外投资项目到位资金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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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背后藏着一个重要命题：产业转移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如何成为一体化的关键推手？

答案很明确：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企业“搬家”，而是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深度重组。从跨省“飞地”到跨域共建，再到创新链协作，一张以产业转移为纽带、以协同发展为底色的长三角一体化新图景，正在加速铺展。

我们从三个典型案例入手，梳理其背后的运行逻辑，并从中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启示，为更深层次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提供镜鉴。

从“地理飞地”到“产业高地”的跨越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版图上，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坐标。这片总面积33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上海市政府和江苏省政府共同主导建设的省级合作共建园区。从地理上看，它是上海的“飞地”；从发展上看，它正从“地理飞地”变身为“产业高地”。

在具体操作层面，集聚区在制度创新和产业协作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探索。

一方面，秉持“去围墙、去边界”的工作思路，主动打破行政分隔，谋求与当地发展的同频共振。正泰新能盐城基地便是这一探索的典型成果，它是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合作在江苏投资的首个制造业项目。该项目作为跨省协同的重要载体，有效联结了三省市的资源与市场，生动诠释了产业转移如何促进区域一体化。

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家和沪苏两省市政策支持，园区被纳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及上海、江苏两地“十四五”规划，入选首批“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被授予“长三角共建省际产业合作示范园”。

同时，主动对接上海人才政策，推动长三角职业工人实训基地建设，实现产业转移有效牵引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配置与流动。

正是这些具体做法的叠加，让企业可以跨省布局而无需承受行政壁垒，让地方可以跨省合作而无需纠结于利益分割。从“行政分隔”到“一体共治”的跨越，正是在这样的创新性实践中逐步实现的。

当园区内的上海企业能够享受江苏土地和人力成本优势，同时保留上海资质认定和人才政策支持时，“飞地经济”的核心价值便得以彰显，一体化制度基础由此逐步建立。

从“各自为政”到“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转变

产业转移的最大难点，并非物流成本或产业配套，而在于地方利益的重新分配。转出地担心税基流失、GDP下滑，承接地则面临基础设施投入与回报周期的错配。

如何破解这一困局？

沪苏浙交界处的“青吴嘉”跨省域高新区，提供了一个极具启示性的答案。2023年7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揭牌，规划面积49.16平方公里，包括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3个分园，成为全国首个跨省域高新区。2026年1月，沪苏浙三地政府联合批复，正式将其命名为“长三角青吴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标志着该高新区迈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在具体操作层面，三地以“投入共担、利益共享”为理念推进了一系列制度创新。

一方面，设立全国首支跨省域财税分享基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投资基金”，基金首期规模5亿元，以绿色低碳和科技创新为主投领域，产生的地方级财税收入由青浦、吴江、嘉善按同等比例分享。另一方面，共同出台跨省域高新区专项政策，推动长三角创新券“通用通兑”，实现科技资金跨域使用、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跨域共享。

同时，搭建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政策、统一数据平台、统一管理机制、统一制度创新集成的“六统一”协同机制，让三地从“各管一摊”转向“同下一盘棋”。

正是这些制度创新，让高新区成功实现了从“各自为政”到“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转变。截至2025年年底，高新区以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绿色新材料等为代表的主导产业营收占园区营收比重已过半，成为两区一县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这一实践超越了传统产业转移“从转出地向承接地单向转移”的线性路径，构建起三方共建、利益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跨省产业协作由此摆脱了“你争我抢”的零和博弈格局，迈向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正和博弈轨道，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从空间层面的“物理连接”纵深演进为机制层面的“化学反应”。

从“反向飞地”到“研发转化”的新通道

如果说前两个案例展示了产业转移通过空间重组和利益共享促进一体化，那么合肥的实践则揭示了一条更高级的路径，即通过创新链融合催生新兴增长点。

近年来，合肥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平台，以“反向飞地”模式主动承接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形成了“上海研发、合肥转化”的创新链协作机制，让产业转移从传统的产能迁移升级为创新要素的跨区域配置。

在具体操作层面，合肥以“研发在外地、转化在本地”为导向，在机制建设和平台搭建上进行了系列探索。

一方面，在上海设立“反向飞地”。近年来，合肥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设立“合肥科创飞地”，在上海市松江区布局“合肥创新中心”，吸引上海高校院所、科创团队的早期项目入驻孵化。另一方面，建立“双城联动”合作机制。合肥高新区、合肥经开区与上海张江高新区共同搭建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环节的全链条平台。

同时，探索“双城布局、各扬所长”的协同模式。蔚来汽车中国总部落户合肥后，前瞻研发中心保留在上海，整车制造和三电集成放在合肥。据统计，2025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37.1万辆，协同配套上海零部件企业超200家。

正是这些创新实践，打破了传统产业转移中“转出地是中心、承接地是外围”的单向流动格局，构建起双向赋能、深度耦合的创新共同体。上海输出源头创新和高端人才，合肥提供中试放大、制造能力和应用场景，二者不再是简单的转移与承接关系，而是深度嵌套的“共生”关系。

从“反向飞地”到“研发转化”的新通道，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正从产能迁移向创新共生的更高阶段迈进。

有何内在逻辑

综观上述案例，产业转移驱动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条路径：跨省合作园区打破行政壁垒，跨域共建实现利益共享，创新链协作则完成从产能迁移向创新共生的跃升。

“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发挥产业转移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加速器”作用？我们从前述案例中至少可以得出四点可供参考的启示与建议。

一是打破行政壁垒是产业转移的前提。沪苏大丰集聚区实践表明，跨省合作园区之所以能成为一体化载体，关键在于“去围墙、去边界”的制度突破，实现从“行政分隔”到“一体共治”的跨越。当前跨省园区仍面临规划审批、环保标准、市场监管等条块分割问题，项目跨省落地往往需要重复对接多部门。建议在跨省合作园区推广“飞地经济”模式，坚持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理，推动规划衔接、标准互认、资质互通，让企业跨省布局不再承受行政壁垒之困。

二是利益共享是产业转移可持续的基石。青吴嘉高新区的跨省财税分享基金证明，只有转出地与承接地都能从合作中获益，产业转移才能从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搬走”或“引来”，而是要在区域间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利益共享机制，以有效调动各方参与协作的积极性。建议在更多合作园区复制“按比例分享”模式，建立跨省税收统一清算平台。对跨省转移项目，实行转出地与承接地双重统计和税收分享机制，以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三是创新链协同是产业转移的升级方向。合肥的“反向飞地”实践表明，后发地区可以变“被动承接”为“主动链接”，通过“研发在外地、转化在本地”实现创新要素的跨区域配置，以此破解创新资源瓶颈，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耦合。建议后发地区在G60科创走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重大功能平台布局“反向飞地”，配套种子基金和转化服务，形成飞地孵化、成果转化、本地产业化的全链条；推广“双城联动”模式，鼓励企业将研发中心保留在发达地区，制造基地布局在后发地区。

四是要素自由流动是产业转移降本增效的关键。产业转移的成本不仅包括物流和人力，更包括跨省办事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建议全域推广“一照多址”“一证多厂”等便利化措施，实现企业跨省迁移“一次不用跑”。推动人才资质互认从专业技术人员扩展到技能型人才，建立长三角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通用目录。在土地要素方面，探索跨省增减挂钩指标流转和产业用地“标准地”跨省出让。在金融支持方面，鼓励设立长三角产业转移专项基金，对跨省布局项目给予股权投资支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长三角产业转移赋能中西部战略腹地建设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5BJY022]研究成果。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