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设

（一）

我刚泡好一杯挂耳咖啡，欣赏着黑咖啡在瓷杯里晃动迷人的光晕，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我愣了一下，随即奔到靠窗的桌边，抓起话筒。

其实，之前在农大做学生处处长的时候，我几乎不喝咖啡，倒是喝茶喝得有点凶。茶为国饮，我觉得不算坏习惯，但妻子朱小丽不这么看。她是个坚定的咖啡派，家里买了咖啡机，每天现磨现煮，一看见我捧着大茶杯仰脖子牛饮，就一脸不屑。

一个月前，当我被告知将下派到黄县挂职任副县长，妻子给我的第一个建议竟然是弃茶喝咖啡。我说黄县是山区县，茶叶是特产，我这个副县长不喝茶反而喝咖啡，不是脱离群众吗？朱小丽在省城组织部工作，虽只是科长，但很会来事。她笑着说：“老方，别小看咖啡和茶的区别。你一个省城下去的处长，怎么和当地干部区分开来？要立好人设。比如，你是不是具有国际视野？是不是努力？喝茶多老套，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显得怠政。喝咖啡就不一样了，困了提神，年轻的方副县长是因为工作太累，要时刻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清醒头脑。你看，人设就这么立起来了。”

到黄县报到第一天，我就在办公室文件柜里放了几大盒挂耳咖啡，品牌包装都是朱小丽仔细挑的。喝了半个月，我的人设似乎真的建立起来了——大家很快知道我有美国留学经历，县长办公会上，同事们时不时问我同样一件事：在欧美是怎么干的。被尊重很让人享受，我彻底放弃了茶，离不开咖啡了。

话筒那头是联络员小章。他急促地说：“方县，赶快关门，有个老上访户来了，很难缠。”

我犹豫着。这些年招生季也听过不少关于上访户的逸事，可一个新来的挂职副县长，难道要躲着老百姓？这不符合我的人设。门被重重推开了，一团黑影子闯了进来，喘着气说：“县长，我要反映情况。”

小章抢话说省文旅厅领导快到了，方县不能迟到。可黑老头一把抓住我的两只手，像蟹钳一样夹得紧紧的。我急出一身汗，后悔没听小章的话。

还是小章灵活，让大爷坐到沙发上。一番撕扯后，老汉喘得更厉害了，生怕我走。我在小章身后说：“大爷，你相信我一次，我把手机号给你，三天之内我保证去找你了解情况。”我写了号码递给他，逃出办公室。

（二）

送走省市领导后，我问小章那老汉什么情况。

小章说老汉姓洪，叫洪国顺，三文镇李庄村人，七十五岁，退休教师，他父亲叫洪日华。事情要从抗战说起。1943年初，美国派了一批军事教官来中国，帮助培训战时急需的军人，叫中美合作军事特训班。地址选在李庄，特训班借用村中大祠堂做教室，教官和学员散住在老百姓家里。特训班自1943年6月至1945年1月，办了八期，《黄县县志》上有记载。

小章说，村里有个小伙子看着他们训练，也跟着练，成绩不坏。他的教官叫罗伯特，住在小伙子家里，两人年龄相仿，结为师徒。有个美国记者来李庄，回去写了篇文章，写到几个细节：罗伯特咖啡喝光了，偶尔喝到房东家烧焦的锅巴汤，大加赞叹。房东家小伙子就让母亲煮饭时多添一把火，故意把锅巴烧焦磨碎冲水，罗伯特感动地说这是“中国乡间咖啡”。还有，两人都抽烟，小伙子抽旱烟用竹烟筒，罗伯特抽雪茄用铜烟斗，两人互借烟火时，烟筒对烟斗，画面很有趣。

那个小伙子就是洪日华。2004年县里发展全域旅游，当时的县领导动起了特训班的主意，重建了祠堂，定为“罗伯特军事小镇”。县领导又想了一招，把记者报道中的细节具象化，以罗伯特和洪日华互借烟火为题材，在村口立了一座雕塑。这一招很厉害，雕塑成了网红打卡地，黄县出了大名。

小章说，问题就出在那雕塑上。当年的县领导就是现在的周副省长。雕塑请的是省城最有名的雕塑家。雕塑家来到李庄，在田野上见到洪日华老人，八十多岁、弯着腰弯着膝盖，远远看去像一截三弯头的钢管。雕塑家问他可还记得罗伯特，老人家嘴唇嚅动了好久，突然号啕大哭，说不出一个字。三个月后雕塑完成，运到李庄时，洪日华已经去世。

雕塑立起来后，洪国顺就开始上访。他说县里造假，特训班旧址不在现在的李庄，而在另一个自然村。县里调查过，原先的李庄是个大自然村，后来一部分村民搬到三里外的小李庄，几经撤并，现在的李庄行政村村部建在小李庄，而特训班旧址确实在原李庄自然村，相差也就几里路。周县长在大会上发火说：“是发展经济要紧，还是纠缠历史细节要紧？”后来镇里干部做工作，洪国顺又提出一个要求，必须把雕塑毁了。

问他为什么，他说：“那雕的是我父亲和罗伯特，可把我父亲塑得那么矮，比美国佬矮了一大截，连罗伯特的肩膀都够不到，膝盖弯得像要下跪，那不是我的父亲。”大家觉得他无理取闹，不再理会，任由他上访，只要不出县就行。

我听了不禁好奇，说这三天找空去一趟“罗伯特军事小镇”，看看那雕塑。小章点头。

晚上朱小丽打电话来问咖啡滋味如何。我把白天的事说了，她帮我分析了一番，最后提醒：“你得多个心眼，那个旅游景点是周省长的杰作。”

挂了电话，我查了查，李庄离县城不过三十公里。我决定周末自己打车去微服私访，更符合我的人设。

（三）

一路上不时见到“罗伯特军事小镇”的导示牌。到了李庄村口，下了车，眼前是一条溪流，溪边一棵大乌桕树，树下弯着一座石拱桥，桥头便是那尊雕塑。

一群游客围着拍照，多是中小学生。女导游背着扩音器，用蹩脚的普通话讲特训班的历史，从头到尾没听见“洪日华”三个字。

我走近雕塑。罗伯特一身戎装，腰间别着短枪，英气逼人，烟斗斜叼在嘴上，45度角向下凑。洪日华穿着对襟汗衫、抄腰裤，蹬着草鞋，背着竹篓，竹篓里探出一只小狗的头。他双手捧着长竹烟筒努力向上够，身高差了一大截，腰弯膝盖也弯，脸有苦相。不过整体还算和谐地演绎了中美人民心连心的情景。

另一群游客来了，我问导游这雕塑是不是按真人塑的。她扬着脸说：“是的，塑像时那位老人还活着呢。”

我略过特训班旧址往村里走。几个老人在晒场上晒太阳，我装成游客讨开水喝，然后问他们那雕塑上的人真是李庄的吗？一个老汉说是啊。我又问为什么塑得那么矮，你们见过洪日华吗？老汉说：“见过，洪日华是高个子，在我们这一带少有，和那个美国人差不多高。”另一个老汉说：“他身板大个，以前村里有头牯牛，不服管教，可一见到洪日华就乖乖的。”那为什么塑得矮呢？“他后来当兵回来膝盖伤了，人矮了三分。”我向他们打听洪国顺家的住址。

巷子尽头一个小四合院，院门虚掩。我喊了一声，出来一个老太太，说老头子去闺女家了。我说我是县政府的，答应过老汉来找他。老太太苦着脸说：“我家老头子不晓得中了什么魔，老找政府麻烦，村里人都笑话我们。”她要去给我倒茶。

我跟着进了屋。堂前香几上放着钟，两边一瓶一镜，取意“终身平静”，中堂挂着松鹤延年。旁边有个相框，是洪日华的黑白照，和雕塑面相很像，眼神里透着坚毅、无奈、不甘。一串阳光从屋顶亮瓦射下来，幽暗的老屋里，我总觉得不管从哪个方向看，洪日华都在和我对视。

我问老太太，洪日华提过当年的事吗？“从来不说，一提就生气。”

这次微服私访毫无收获。接下来的一个月，老汉没来上访，我也就放下了这件事。

（四）

山里的秋天总是很短。刮几天风，下几天雨，就到了冬天。县政府门前的小草坪每天早上都覆着一层白霜，我也越发惦记那杯热咖啡。

这天上班，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县长，我是洪国顺的儿子，他在县人民医院，没几天了，非要见你一面。”

我没顾上热咖啡，拦了辆出租车赶到医院。

洪国顺躺在白色病床上，一张脸更衬得黑漆漆。他闭着眼，听说我来了，一下子瞪大眼睛，急着要爬起来。我按住他，让他躺着说。他坚持让儿子升高病床，又挥手让儿女出去。

他颤抖着双手说：“县长，你是好人，听说你还专门去了我家调查，我谢谢你。”一个多月没见，他瘦得像去皮核桃，双手细得像竹筷，可凹陷的眼睛里闪着光。“县长，我就想告诉你，我洪国顺不是无理取闹。”

他眨巴着眼，像在寻找往事的线头。好一会儿，他突然说：“我父亲不是个软脚蟹。”

“软脚蟹”是黄县方言，骂人胆小窝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句。

那天洪国顺断断续续说了很长时间，把父亲洪日华的一生大致勾勒了出来。

1945年抗战胜利，特训班撤走，罗伯特走了。洪日华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了兵，一次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随后参加了解放战争。他受过半专业训练，表现出色，当了班长。全国解放后又被调往西南剿匪，剿匪刚完成，又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他还是那么勇猛，可在朝鲜的白山黑水间他老想着：这次是和美国人打，罗伯特会不会也参战了？如果短兵相接，两人会不会认出对方来？在特训班时，罗伯特住在他家，他喊他“老罗”，罗伯特也喊他“老洪”。

一天傍晚，大雪纷飞，部队弹尽粮绝，决定突围。敌人的探照灯把山谷照得通亮，机枪火炮像蜂群飞来。洪日华低着头往前冲，跃进战壕，一个美国兵端着枪正对他。他挺着刺刀刺过去，心想完了。可就在那一刹那，他觉得眼前这个美国兵很像罗伯特。他不由自主喊了声“老罗”。对方枪口往下一低，“砰”，击碎了他的左膝盖。他倒下了，后来被俘。

当时部队纪律是“决不当俘虏”，洪日华上战场前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偏偏成了俘虏。在战俘营，敌人强迫战俘写“血书”、在身上刺字。许多战俘后背被刺上“**抗俄”等字样，大家商量着把这耻辱用刀子割掉。夜晚，战俘们互相割皮，每人嘴里咬着木头，呻吟声还是在暗夜里流淌。洪日华个子大，背上的字也大。战友们担心割下那么大块皮会死人。洪日华说：“人总得回家，割死了拉倒，割不死就能活着回家。”他被按在床铺上，嘴里塞木片，一刀一刀地割。他咬碎了木块，背成了血布片……他活了下来，回到了国内。

带着一身伤残回到李庄，他安安心心做农民，从不提过往。因为残疾娶不到媳妇，爹娘从远房亲戚那里过继了一个小男孩给他——就是洪国顺。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可是2004年的那座雕塑让他一下子站到了村口，接受来来往往的人的打量。

“我以为我父亲早忘了那个老罗，”洪国顺说，“可他一直没忘。铜像运到村口那天，他也去看了，看了一眼后回来就倒下了。那天晚上他对我说了这些经历。他摸着那根旱烟筒，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朝我开那一枪的是不是老罗呢？我不是软脚蟹，我那时和老罗一般高的，我怎么比他矮那么多呢？我和老罗掰手腕，他每次都输给我’”没多久，洪日华就走了。

洪国顺说到这里，脸一紧，嘴一撇，上下嘴唇颤抖着，眼睛湿湿的。我赶紧安慰他。

（五）

第二天是周末，朱小丽开着车从省城来看我。吃过晚饭，天上飘起了雪花——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我拉着朱小丽说：“走，带你去见两个人。”

我开车进山，一直开到了李庄。雪下得越发大了，稠了，在黑夜里雪花看起来也是黑色的。路上空无一人，有一刹那我觉得不是在开车，而是穿越一个茫茫的山洞。

到了村口，到了那座雕塑前。车灯照着他们。雪花立即落了我们一身，也覆盖了寂静中站立的那两个人。不远处的山林里响起一只鸟孤傲的叫声，铜质的他们不为所动，互相看着，竹烟筒凑着铜烟斗。有一瞬间，我好像听到他们说话了：

“你好，老罗。”

“哈罗，老洪。”

雪花将眼前的一切落成了宽银幕，我像站在一部老电影里。我举着手机示意朱小丽给我和他们拍个视频，可是我突然间也成了一个铜人，努力张开嘴，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将我拽了回来。电话那头的人说：“方县长，我父亲走了。”

（作品刊发《北京文学》杂志2026年第4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