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业协同”的广东打法

今年以来，广东已经两次召开关于服务业发展的全省大会，颇不寻常。

第一次是“新春第一会”，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主题；第二次是6月4召开的广东全省服务业发展大会。不到半年时间，两次全省性大会，凸显了广东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急迫性。

作为经济第一大省，2025年广东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8.3%，连续41年领跑全国。然而亮眼数据的背后，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生产性服务业普遍停留在价值链中低端，对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升级的支撑度不强。

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广东制造”能否向价值链高端攀登的关键变量。正如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所言：“要以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在‘制造强省’与‘服务高地’相互成就中打开产业发展新天地。”

广东如何推动“两业协同”？

“不是做加法，而是做乘法”

对于广东来说，推动“两业协同”，不是一道可有可无的加分题，而是广东应对发展压力、寻求突围破局的战略抉择。

先看压力。广东制造业虽然体量庞大，但土地资源日趋紧张、人力成本持续上升，传统“摊大饼”式增长路径已经难以维系。与此同时，全球制造业正加速由单一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产业链竞争的重心正在从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运营、供应链管理等服务环节转移。

在这种背景下，单纯拼规模、拼成本的老路已经走不通，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能。而“两业协同”，正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这是广东新战略出炉的重要决策背景。《广东省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白皮书》指出，“两业协同”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迫切需要，也是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重要支撑。

更深层次看，“两业协同”也是广东转型发展的内在需求。制造业是立身之本，服务业是活力之源，协同发展才能开辟发展新赛道。广东拥有10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为服务业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又为制造业升级注入核心动能。

在专家看来，“两业协同不是做加法，而是做乘法。”这是广东打法的核心逻辑。如果仅仅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简单叠加，充其量是规模的扩张；而真正的协同融合，将在价值链层面产生连锁反应。

从制造业角度看，服务业的嵌入可以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从“卖产品”转向“产品+技术服务包”，从卖设备转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从服务业角度看，制造业的场景为服务业提供了试验场和需求源，让技术研发、工业设计、信息服务等高端服务业有了生根落地的土壤。当两者深度耦合，价值创造就不再是线性增长，而是一种指数级的跃迁。

“乘法效应”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两业协同”会催生出多种新业态新模式。比如，服务型制造正在成为重要的产业新形态，原材料企业从“卖产品”转向“产品+技术服务包”，装备制造企业从卖设备转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制造的融合，催生了工业垂直大模型、智能工厂、车联网、服务机器人等跨行业融合应用场景；还有物联网平台的崛起，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工业品电商平台、数字化转型平台等新平台业态，正在重塑产业的组织方式和运行逻辑。

这些新业态、新模式，不是对传统产业的修修补补，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和市场环境下，生长出的全新服务业形态。它不仅是产业“新蓝海”，也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的重要标志。

三大挑战与四个“不匹配”

深入研究问题，打法才能有的放矢。去年以来，广东省人大、省发改委、商务厅及省情中心等多个部门和机构，均围绕服务业发展开展了系统调研。综合来看，广东“两业协同”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融合深度不足是首要难题。服务型制造渗透率偏低，大量制造企业仍以产品制造为核心业务，尚未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多数企业向产品加服务模式转型处于起步阶段。研发设计、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环节与制造环节存在脱节。

二是制度供给分散，政策协同效应不显著。两业融合涉及工信、发改、商务、科技等多个部门，现有政策分散于各部门，缺乏系统集成的融合型政策框架。新业态监管存在滞后性，新模式面临准入标准不明确等问题。此外，现有财税金融政策对两业融合的针对性支持不足，制造企业拓展服务业务面临税制不衔接、融资渠道单一等掣肘。

三是区域发展失衡是深层结构性难题。广东近77%的制造业企业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和珠海，粤东西北地区主要依靠劳动力红利和优惠政策承接零散产业转移，缺乏系统布局。人才方面，兼具制造基因与服务能力的龙头企业和复合型人才短缺。

也有专家从服务业高端化的角度，指出“四个不匹配”。一是产业能级与全球价值链地位不匹配。广东是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产业链配置能力极强。相比之下，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不足，缺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与平台，金融、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重点领域规模与引领能力均有待提升。

二是融合效益与高端化趋势不匹配。中小制造企业服务化、数字化转型步伐慢。融合层次浅，未形成创新引领型、全生命周期的深度协同。面对高端产业竞争，工业软件、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细分赛道的支撑力还不够强大。

三是要素配置效率与产业升级需求不匹配。复合型人才、既懂工艺又懂数据建模的“双语”工程师紧缺。金融资源对轻资产型科技企业支撑不足，融资难问题长期存在。跨境数据流动试点审批周期长，制约企业国际竞争与技术创新响应速度。

四是制度供给节奏与创新迭代速度不匹配。省级专项政策缺位。统计体系尚不完善，如缺少“两业融合”指标体系、无法捕捉“算法订阅”等融合业态，容易形成决策“黑数”。

无论是“三大挑战”，还是四个“不匹配”，显然都不是广东独有的问题。广东的破局之道，对其它地方而言极具参考价值。

三个关键词：“赋能”“融合”“场景”

面对上述挑战，广东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创新都在紧锣密鼓地铺开。

顶层设计层面，2025年1月，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了12项具体举措。

2026年3月，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出实施服务业赋能制造业、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促进、应用场景创新、平台主体提升5方面行动。

广东省发改委主任龚桢梽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上述方案的核心举措，即“赋能”“融合”“场景”。“赋能”，是聚焦科技、信息、供应链、节能、商贸、质量、金融等服务业重点领域，为制造业精准赋能。在科技服务方面，将加快推进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改革，打造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验证平台。

“融合”，则是让制造和服务“双向奔赴”。一方面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引导原材料企业从“卖产品”转向“产品+技术服务包”；另一方面推动服务业制造化，支持研发设计、电商等服务企业向制造环节延伸。

“场景”，是通过实施“人工智能+制造”，培育工业垂直大模型，建设智能工厂和数字园区，让新技术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地方层面，广东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不同的融合路径。其中，佛山市率先落子。2025年6月，佛山出台《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行动方案》，以“八大行动”为核心抓手，提出到2027年打造15个特色鲜明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构建“10+N”千亿级产业集群综合生产性服务平台体系。

广州大力实施“服务型制造”提质增效、生产性服务业协同赋能、技术驱动新产业融合迭代、高端品牌培育建设“四大工程”，争创两业融合试点城市。东莞以“8+8+4”产业体系建设为抓手，制定10条核心措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其中，对制造业企业剥离软件信息服务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对提供中试服务的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和200万元资助。

企业层面，两业融合正迸发出蓬勃活力。华为乾崑通过“硬件+软件”驱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美的集团通过“美云智数”将数字化转型经验赋能超2000家企业；树根科技创新打造的“设备维修助手智能体”，通过工业大模型与多模态AI，为海内外企业减少非计划停机损失超1亿元；希音以数字化能力打通需求、设计、供应链、制造、交付和反馈全链路，把复杂制造转化为高效率的服务能力，催生了柔性定制的产业新生态。

能级跃升的“加速器”

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是广东推动“两业协同”的另一个重要抓手。

2025年的12条措施就明确提出，鼓励生产性服务企业依托各类园区实现集群式发展，到2027年，支持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等地打造形成100个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2026年的行动方案进一步将时间表提前，力争到2026年底建成50个以上特色鲜明、功能突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与此同时，方案还提出要加快构建“珠三角总部研发设计＋粤东西北基地制造”的跨区域产业协同格局。这一定位凸显了广东的战略考量：既要用好珠三角核心地区的创新资源和人才优势，打造服务业的高端环节；又要通过制造业的梯度转移和服务业的网络辐射，带动粤东西北地区的协调发展。

从产业方向上看，集聚区将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集成电路、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推动制造业与科技服务、工业设计、人力资源、质量服务、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技术服务等7个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广东的布局已经相当清晰。这些集聚区将成为“两业融合”的关键载体，通过地理上的集聚、功能上的协同和生态上的耦合，能够有效降低要素流通成本、促进知识溢出、催生跨界合作，从而成为服务业能级跃升的“加速器”。

在专家看来，集聚区的建设，不仅是空间的集聚，更是要素的集聚、功能的集聚和生态的集聚。

当一个区域内集中了大量高端服务机构、高素质人才、丰沛的金融资源和活跃的创新要素，制造业企业可以在一站式服务中，完成从研发设计到检验检测再到品牌营销的全链条需求，这个区域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园区，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生态圈。